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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許小年：告別舊模式，探索新道路 [打印本頁]

作者: everfree 時間: 2012-8-28 08:58
標題: 許小年：告別舊模式，探索新道路
本帖最后由 everfree 于 2012-8-28 10:12 編輯

許小年：告別舊模式，探索新道路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搜狐財經資料圖片）
[ 編者按：本文由作者根據8月10日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烏魯木齊EMBA管理論壇的演講實錄整理而成。一家報紙在未通知作者的情況下，自行對講稿進行了刪節和編輯，于8月21日刊出。作者在循法律程序處理這一侵權事件的同時，授權搜狐財經刊登講稿全文。]

非常高興到新疆來,和大家交流關于中國經濟的看法。最近一段時間,從宏觀數字上和企業層面的感覺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越來越困難。為什么在2009年的強勁反彈后,經濟這么快就失去了增長的動力? 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我們需要怎樣去應對？這是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一、告別舊模式

中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困難來自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經濟的下行主要是結構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規的經濟景氣循環三年繁榮，三年平平，然后一、兩年的衰退，再進入下一個繁榮期。現在的中國經濟可不是這樣簡單的周期波動，不要以為熬個一年半載的就可以自動恢復，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集中爆發，就像病菌不斷繁衍，超過了人體免疫系統能夠抵御的臨界點，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經濟增長的驟然減速是外因造成的，實際上外需的萎縮只是誘發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們自己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是系統性的和體制性的，宏觀政策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無論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經濟都不可能復蘇，只有當重啟改革時，我們才能看到希望，因為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轉變增長模式，才能改正日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

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它的潛力已被耗盡，強弩之末，不透魯縞，這就是我們面前的尷尬現狀。為什么說是強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時間，我今天只講兩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有兩大基礎，第一是企業的低成本擴張，第二是巨大的市場需求。

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低成本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競爭優勢。由于成本低，企業可以在迅速擴張的同時獲得可觀的盈利，再用利潤去投資，進入新一輪的擴張。從宏觀層面上看，企業的低成本擴張可以吸收從農業轉移過來的富余勞動力，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保證社會的穩定。

第二個基礎是巨大的市場需求，起碼是足夠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資所形成的產能。如果企業僅僅是高投資、低成本地進行擴張，找不到相應的市場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資就無法回收，企業發生虧損。如果投資資金來自銀行貸款，企業的虧損就會轉化為銀行壞賬。在過去的十年間，企業之擴張速度如此之快，投資增長速度如此之高，產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沒有出現過剩產能的問題，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銀行壞賬，就是因為還可以找到尚未飽和的市場，看上去似乎是無窮大的市場需求支持了企業的低成本擴張，支持了投資的高速增長。

現在這兩個基礎都不存在了，或者更準確一點講，這兩大基礎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很快都將不復存在。沒有了這兩個基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就無法持續，若不轉變增長模式，經濟將不可避免地繼續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業不能再靠低成本擴張

成本包括無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這樣幾類：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環境成本、以及技術成本，這些成本都出現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優勢不復存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國內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都跟不上了，我們不得不在海外市場采購原材料，從海外進口能源，特別是石油，原油進口超過了國內消費的50%。石油、鐵礦石、糧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進口量大，現在中國需求已成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兩大推動力量之一，另一個是美國的貨幣供應。凡是中國經濟傳出好消息，經濟增長速度高的時候，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一定漲。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國人買什么，什么就漲；中國人賣什么，什么就跌。

中國需求足以影響世界市場的價格，于是我們陷入了一個悖論：中國經濟要保持高增長，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一定會繼續上漲。最近大宗商品價格為什么回落？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原油價格下來了，鐵礦石價格也下來了。

自從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依靠國際市場來滿足對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就上了一個歷史新臺階，價格將來會波動、回落，但是已無法回落到中國加入WTO之前那樣的水平。我們的企業將面對總體趨勢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價格，因為中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不僅國內供應無法滿足，連世界都感到難以滿足。

第二，勞動力成本水漲船高。隨著經濟的增長，隨著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也呈現趨勢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講勞動力成本，首先要介紹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概念——“劉易斯拐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早期工業化的進程中，可以從農村吸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廉價勞動力可以使企業迅速地積累資本，因為勞動力成本低，企業的利潤就比較高，利潤積累轉變成資本，完成一個國家工業化。等到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工商業的轉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勢就會發生根本的改變。鄉村廉價勞動力供應接近枯竭，“劉易斯拐點”就到來了，今后工業、商業、城鎮經濟要發展，就要在城鎮地區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為優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國是否已經到了甚至過了“劉易斯拐點”，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我個人傾向于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勞動力成本將擺脫緩慢上升的長期趨勢線，呈現出加速上升的勢頭，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計劃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勞動力變得更加緊缺，每家一個孩子的政策人為降低了青壯年勞動力的供應，“劉易斯拐點”因計劃生育政策而提前到來。最近有很多學者在呼吁，取消計劃生育政策，我非常贊成。但是計生委不同意，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還要計生委干什么？如果沒有計生委，多少人要失業！超生罰款的收入也沒有了。現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礙著政策的調整，阻礙著制度的改革。

社會問題是推動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們知道沿海地區招工難，提高工資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歲以上的，少有20-30多歲的工人。為什么？因為農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過他們父輩那樣的生活。中國的流動人口有2.3億，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數不超過2次，夫妻分離，父母和子女分離，他們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農村老弱病殘留守。

過去60年的經濟建設，前30年靠工農業“剪刀差”，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化所需的原始資本。后30年靠農民工，靠農民工犧牲他們的正常生活。我們欠中國農民的實在太多了。現在農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過他們父輩的生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沒有廉價勞動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擴張的模式碰上了無法克服的障礙。

第三項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來越少了，土地的價格越來越高。

土地成本持續上漲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暫且不論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內看不到改變的跡象，只要現有的體制不變，土地價格以及大家非常關心的房價就會繼續上漲。無論對個人還是對企業來說，毫無疑問都是成本的增加。

為什么土地成本會繼續上漲呢？原因在供給這一方。政府壟斷了一級市場，“18億畝紅線”不許碰，再加上土地財政，造成了土地供應的剛性，供給不能隨著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價格上漲就是必然的結果。需求來自于哪里？城鎮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國的城鎮化遠未結束，無論是商業用途還是居住，都需要開發更多的土地。隨著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資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給跟不上的話，價格當然還會上漲。

我經常講一句話，中國的樓價和地價不應該這么高，但是還會更高。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應然問題和實然問題。應然講的是應該怎樣，實然說的是實際上會怎樣。中國國土面積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這么多，農業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蓋房子，而且蓋樓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價和房價本來不應該這么高。但在現有的制度下，土地供應被人為地壓縮，地價和房價還會更高。

第四項是不斷增加的環境成本。環境成本曾經是無形的或隱性的，現在正在很快地顯性化。過去企業投資擴張，可以忽略環境成本，現在不行了。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訴我們，民眾對環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極限。從廈門、大連開始，到最近的什邡、啟東，給了我們非常清晰的信號：以犧牲環境和民眾的健康為代價來追求GDP，這條路走不下去了。環境成本過去由民眾來承擔，民眾權利意識的興起使這項隱性成本迅速顯性化，現在要由企業和政府來承擔，起碼是分擔。

我想再強調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幾項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隨著經濟周期的波動而發生波動，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這一段高價過去之后，會有一個低價時期的到來，不會有的，企業不能再靠低成本進行擴張。

即使西方經濟恢復，外需也不可能達到2008年前的強度

除了成本，市場的制約也使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你再投資，形成更多產能，生產更多的產品，賣給誰呢？市場在哪里？中國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產能有多少個世界第一？鋼鐵生產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電力、煤炭、電視、冰箱、手機……，生產能力和國民購買能力嚴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國內購買力落后于供給能力的種種跡象早就出現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曾經是短缺經濟，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短缺經濟很快轉變為過剩經濟，到2000年前后，國內市場已無法消化日益擴大的產能。幸好我們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長了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壽命，出口暫時掩蓋了過剩產能問題，我們靠海外市場維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長，直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從數據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說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海外市場，因為國內市場已經飽和了。

金融危機之后，外需退潮，國內過剩的產能水落石出，過剩到什么程度？我們拿不到準確的數字，各個行業也不一樣，總體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隨著經濟的下滑，產能的閑置比率會進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復，閑置產能再開動起來，我們很快就可以重回過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世界經濟的衰退和歐洲政府的債務危機將是曠日持久的。

歐債危機還在發酵，兩三年內我們看不到歐洲人擺脫債務泥潭的希望。和我們一樣，歐債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也是結構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國人和歐洲央行的救援解決不了問題，甚至歐元的解體也不是災難的結束，歐洲人有沒有決心告別福利國家，能不能忍受財政緊縮的痛苦才是關鍵所在。對于中國，這意味著起碼在兩三年內，我們不能指望歐洲的需求帶動經濟增長。

美國經濟已到了谷底，再壞的可能性極小，但是它什么時候復蘇，依然是一個問號，因為它也有它的結構性問題，那就是過度負債。美國經濟要想恢復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須清理過去的債務，這恐怕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如果我們畫一個溝的橫截面圖，美國人在溝底，歐洲人沿著左邊溝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間，中國經濟則在左邊的溝沿上，正開始往下滑。日本經濟沒什么大的變化，二十年都是這樣，壞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來。

中國及歐美經濟走勢圖

中國及歐美經濟走勢圖：中國開始下滑，歐洲在中間，美國在溝底。 [保存到相冊]

我想強調的是，即使西方經濟恢復了，外需也不可能達到2008年前的強度。這是因為西方經濟的復蘇也將是結構性的，而不是簡單的周期性的恢復。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國家貨幣發行過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續的。西方經濟復蘇后，不能想象它還會執行像過去那樣松寬的貨幣政策。如果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就不會達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對于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政府“4萬億”計劃是十足的飲鴆止渴

大家都知道，為了“對沖”外需的下降，我們在2009年推出了“4萬億”的計劃。其實“4萬億”只是個代名詞，政府強力干預經濟、拉動內需的一個代名詞。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資源，現在找不到準確的數字。財政新增的投入，1萬億至2萬億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貸款10萬億，2010年新增貸款8萬億。在這兩年間，總的資金投入大概有20多萬億，政府占大頭，民間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僅僅換來幾個月的反彈，興奮劑的藥效很快過去，經濟再次下滑，而且是帶著更為嚴重的病癥往下滑。

前面我們說過，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就是市場飽和與產能過剩。你“4萬億”投下去，又投到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增添了新的過剩產能，供需失衡進一步加劇，這是十足的飲鴆止渴。這個“4萬億”還打亂了企業的預期，那時有多少企業感到歡欣鼓舞，說又迎來了一個大發展的好時機，爭著搶著上項目，增加投資，唯恐趕不上這班快車。結果怎么樣？從擔心踩空到追加投資，現在深度套牢。所以我們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政府干預打亂了企業的預期，打亂了市場的正常運行。

現在企業家碰到我都問：“政府什么時候放水？”我說你問這個干什么？還想再被套一次嗎？在一個強勢政府的國家里，政策對經濟有很大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業家如果總想著怎么把準政府的脈搏，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而是在經營傳統的農業。傳統農業有什么特點？靠天吃飯。優秀的企業不是靠天吃飯，而是旱澇保收。企業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會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為基礎制定經營計劃，這個企業就危險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農業沒收成，企業可以沒有收入嗎？

從“4萬億”一出臺，本人就持反對意見，因為這4萬億的絕大部分是投資，而中國經濟的問題正是投資過度，形成了太多的過剩產能。大家看到了媒體的報道，明明知道鋼鐵行業產能過剩，政府還是批出了上百億的鋼鐵投資項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員手舞足蹈，“吻增長”（親吻增長）。這個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書。鋼鐵行業產能大量過剩，現在又上一個大鋼廠，這不是找死嗎？但是為了拉動當年GDP，各級政府的行為超短期化，沒人為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著想。

方向錯了不改，反而越走越遠。“4萬億”扔下去，連基礎設施都過剩了，高鐵過剩，公路過剩，機場過剩。過剩的標志是什么？沒有自我循環、獨立運營的能力，離開了政府的補貼和不斷的外部融資就活不下去。高鐵的狀況大家都知道，曾經被媒體歡呼為一項偉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國經濟和納稅人的沉重包袱。高鐵沒有獨立運營的能力，需要不斷注入資金，不管是銀行貸款、債券融資，還是財政補貼，不輸血就活不下去，這就是過剩的標志。健康的實體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碼能夠盈虧平衡。

收入分配惡化，消費不可能成為增長新動力

當投資驅動走不下去時，人們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費上。想什么呢？中國的消費者不是你家的傭人，平時不聞不問，干著粗活兒，拿著可憐的工資，房子起火要塌了，讓人家沖上去扛大梁？你以為消費者是誰？消費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來的，收入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決定消費，并不是你出一個政策，提一個口號就能拉起來的。在投資、外需沒戲的情況下，消費能不能頂起半邊天？能不能夠填補投資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財，都知道有一句話，“你不理財，財不理你”。你不理人家，從來沒想著怎么提高他們的收入,現在要消費者去推動停轉的輪子，這不是一廂情愿么？

從數據上我們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間分配的變化，這張圖是政府預算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過去十幾年間，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穩定地上升，從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還多。誰說沒有“國進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著企業和居民少收，這不是國進民退又是什么？這里的數字還只是預算內的收入，預算外收入每年都有兩、三萬億，主要是賣地收入。如果包括預算外收入，保守些講，今天政府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應該接近30%，相當于改革開放前計劃體制下的水平。

政府預算財政收入/GDP

這張圖還說明了另一個問題。有人講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個強勢的政府，這話不符合歷史事實。改革開放30年，前15年不是強勢政府，而是政府經濟職能的弱化，是國退民進和小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業和居民多收，經濟就繁榮。家底厚實一些了，政府就開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國進民退的時代，政府越來越大，越來越強。

收入分配對政府有利，對居民不利，消費不可能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實證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居民作為一個整體,收入增長落后GDP。不僅如此,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也在惡化。過去十年中，統計局未發布基尼系數，我們能得到的數據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這是國際警戒線,高于這條線，社會穩定就可能出問題。現在的基尼系數是多少？沒人知道,有些民間的獨立調查表明,已大大超過了0.4。

為什么談收入分配？不僅因為它關系到社會公平和正義，而且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收入分配越是兩極分化，消費就越是上不來。消費的主體是中產階級，而不是高收入群體，因為收入越高，儲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費，必須提高中產階級的收入，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時縮小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國經濟需要結構性改革，貨幣政策充其量是鴉片

外需的疲軟僅僅是當前經濟下行的誘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們片面地追求GDP的高增長，造成了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體現在產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國內居民購買力的支持。內因是主要的，國際金融危機只不過暴露了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

結構性的失衡本來可以通過結構性的改革糾正，但在過去十年間，改革滯后甚至停頓，結構性問題得不到解決，積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觀層面上，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微觀層面上，企業的經營越來越困難。如何去應對？不能像2009年那樣，再來一個“4萬億”，因為宏觀政策對結構性的問題基本無效。頭疼發燒可以吃去痛片，減輕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藥。政府只喜歡去痛片，不喜歡消炎藥，總說消炎藥副作用太大，其實所謂的副作用不過就是政府的那點利益，再一個原因就是消炎藥見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內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中國經濟今天需要動結構性的手術，不動手術，吃多少去疼片也沒用，無論什么樣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扭轉不了經濟下滑的趨勢。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資項目的審批，這時的投資只能是增加更多的過剩產能，為病入膏肓的投資驅動模式添加兩件昂貴的殉葬品而已。貨幣政策充其量就是鴉片，而鴉片也提不起神來了，貨幣投放不能有效地轉化為實體經濟中的貸款，制約貸款增長的不是資金的供應，而是對貸款的需求。近幾個月的數據表明，貸款的增長主要來自按揭和短期貸款，而不是中長期貸款，中長期貸款幾乎沒有增長。為什么？因為企業投資意愿不足，意愿不足是因為缺少投資機會而不是資金。在過剩產能的巨大陰影下，誰敢投資啊？往哪里投啊？企業不投資，中央銀行再發貨幣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不認為，宏觀政策有多么重要，我也不認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觀政策，中國經濟就可以反彈。

動輒國有化是強盜邏輯，保護產權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出路是什么？告別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模式，永遠跟它說再見，同時思考新的經濟增長方式。

其實也談不上新增長方式，回到鄧小平路線上，回到改革開放就可以了。過去十年只講政府，不講市場；只講宏觀政策，不講結構改革。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內開放，創造新的投資機會，經濟才能希望。中國經濟不差錢，政府有錢，民間也有錢，差的是能夠盈利的投資機會。新的投資機會從哪來？開放壟斷行業，壟斷行業中有很多機會，但外面的資金進不去。政府似乎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推出了“新36條”，前幾天又公布了執行細則，但民間反應冷淡。我在微博上講，問題不在文件，而是民間沒有信心。你出了第二個“36條”，說明第一個“36條”沒起作用。如果第一個“36條”起了作用，就沒必要出第二個。既然第一個沒起作用，為什么我要相信第二個能起作用呢？是不是這個邏輯？民間沒有信心，不敢跟進。中歐校友問我，鐵道部現在有投資機會，敢不敢進。我說我不敢，怕進去后他來個關門打狗。

真要開放壟斷行業，讓民間投資，除了放松和解除管制，還要尊重和保護民間財產權。如果不保護民間的財產權，信心就無法重建。

記得幾年前，山西挖不出煤來，歡迎民間投資，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來了，碰上中國經濟的繁榮期，煤價上漲。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賺錢的生意，就搞了個國有化，煤礦統統收回。人家有合同，簽了字的，沒有用，說收回就收回。陜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來的時候，鼓勵民營企業去打油，打出來以后，油價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這和搶劫差不多，還振振有詞，山西說我們不能出帶血的煤，民營煤礦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國有化以后就不出事故了嗎？陜西說要制止資源的無序開采，當初請人家去的時候怎么沒想到無序開采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慶收加油站，說銷售終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場就亂了。大街小巷的面館要不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場是不是也亂了？這都什么邏輯啊？強盜邏輯。黑龍江說什么？不光你的煤礦和油田歸我所有，連陽光、空氣都屬于國家的,在黑龍江開發太陽能和風能，都必須經過政府審批。

這是對民間產權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奪，“新36條”鼓勵大家去投這個、投那個，我投的時候心里會怎么想？鐵道部日子過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間投資。我來投資，鐵路建好賺錢了，你是不是又要國有化？我敢投嗎？我不敢，我躲得遠遠的。

中國經濟到了這一步，很多問題繞不過去了，對私有產權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權法》的出臺幾經波折，不管怎么樣，畢竟出臺了，這是一大進步，但物權法的落實、民間產權的保護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沒有產權保護就沒有安全感，移民成為潮流，辦外國護照，到國外買房子。

鼓勵民間投資，國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話，民企進了壟斷行業也生存不下去。幾個央企巨無霸坐在那里，它們是“長子”，有更好的法律保護和融資渠道，有優惠政策，有政府關系，有資源優勢，我怎么和它們競爭？

重申對私有產權的尊重，重建民間的信心，不僅對于活躍民間投資至關重要，而且也是轉變增長模式的必要前提。要從制造型經濟轉變為創新型經濟，就必須保護知識產權，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沒有創新，而知識產權只是私有產權的一種，離不開一般產權的保護。

國企壟斷資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惡化收入分配

在對內開放的同時，有必要通過改革調整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調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發文能辦到的，也不是政府機構起草規劃能辦到的。資源和市場的占有決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資源和市場的公平分配。為什么大學生就業喜歡選擇國企、央企？央企工資高、福利好，接著問為什么工資高？因為有資源、有市場、有特殊政策支持，賺錢容易，企業效益好。為什么有些市場只有央企能進入，而我不能進，憑什么？為什么有些資源只有央企能開采，我不能開采，憑什么？960萬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資源歸每一個公民所有，憑什么政府和國企壟斷？資源和市場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惡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話。壟斷資源和市場，不單是國企受益，一些民企為了得到資源和市場，不得不和衙門打交道，官商勾結，暴富了一批人。如果從根子上、從源頭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實質性的減稅，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現在提結構性減稅，所謂結構性減稅就是有減有增，實際上，增的比減的多。中文的歷史悠久，語言藝術爐火純青，結構性減稅就是不減稅，結構性通脹就是沒通脹。

一句話，要弱化政府的經濟職能，強化政府的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功能。不是說市場經濟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經濟功能太強，而社會服務功能、社會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經濟功能，政府就要放棄它所控制的資源和市場，放棄這些資源和市場帶來的尋租機會，讓民間資金平等和自由地進入。政府轉去做什么？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

如果政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時啟動改革，經濟增長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將從原材料、資本品擴展到大眾消費品部門，然后是奢侈品部門，從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門。在這張圖上可以看到，首先進入衰退的是資本品生產部門，生產價格指數PPI負增長，鋼材、水泥、玻璃、機械設備，沒有不降價的。消費價格指數CPI緊隨其后，如果幾個月后也是負增長，我們不會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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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向下游企業擴散

能否重啟改革，不取決于你我。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喊改革，結果是基本沒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著改革的旗號，擴大政府部門的權力，爭奪部門利益，再把部門利益變為個人利益。

好企業不會被冬天凍死，企業家應少關注宏觀政策

改革推不動，企業怎么辦？我的建議同樣是轉型，告別低成本擴張模式，探索創新之路。轉型首先要轉變觀念，低成本和現成的市場已經是歷史了，不要再想這些了。企業將面對不斷上升的成本和飽和的市場，要依靠核心競爭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競爭力搶奪市場。眼下不少企業感到日子難過，盼政府放水，盼宏觀放松，反映了轉型的痛苦，反映了創新能力的不足。過去搞制造搞慣了，低成本，現成市場，只要把資源組織好，產品生產出來，不愁賣。現在不是這樣，產能過剩，市場已被瓜分完畢。你如果沒有自己的特點，如果沒有獨特的競爭優勢，就搶不到市場，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強化核心競爭力，創新是關鍵。

在這里給大家一個建議，少關注宏觀政策，或者干脆不關注宏觀政策。你關注GDP干什么啊？7%還是8%，都是統計局報的，這些數字本來就不可靠。一個好企業并不是靠它準確判斷宏觀形勢而取得成功的，就像巴菲特的成功不靠判斷大市一樣，靠的是對一個個具體企業的分析。GDP增長8%，活得很好，GDP增長3%，也可以活下去，這才是好企業。經濟增長低無非使企業的發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業不會被冬天凍死。曾經有多少企業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風光無限，一個經濟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場上競爭的企業一定是經歷過一個、兩個，甚至是多個經濟周期。我們思考問題，不應該集中在對宏觀政策和經濟形勢的判斷上，如果把決策建立在預測宏觀政策的基礎之上，這樣的企業就危險了。

經濟形勢好，企業發展可以快一些，形勢差，也有機會。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市場化的收購與兼并和行業重組，應該是很好的機會，購并、重組，消除落后產能，提高行業集中度。企業要做好準備，爭取成為收購的主動出擊方，而不是被收購者，利用行業重組來發展自己的業務。

小結一下。

中國經濟雖遭遇困難，增長的潛力并沒有耗盡，給兩個數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實的城鎮化率還不到40%，官方數字是50%。低城鎮化率意味著未來還有足夠的市場需求，設想城鎮化率再提高10個百分點，1億3千萬人進城，還要蓋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應還要增加多少，道路、學校、醫院還要建多少？第二個數字是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發達國家在70-80%之間。服務業是勞動密集產業，解決就業問題的希望所在。兩個不到40%，潛力和空間有多大啊？

增長的潛力還有，問題是我們僵化的體制，束縛和阻礙了潛力的發揮。如果及時推進改革，中國經濟以比較高的速度再增長十年是可以預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內就不那么樂觀了，認識和利益兩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別是政府的認識和政府的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怎么辦？要做好長期過冬的準備，同時思考轉型之路。

•問與答•

問：您出席了溫家寶總理召集的座談會（編注：7月9日上午和10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后主持召開兩次經濟形勢座談會，聽取專家和企業負責人的意見和建議），能不能談談您的感受？

許小年：抱歉，具體的內容我就不談了。這件事本身多多少少增強了我對中國未來的信心。各位都知道，長期以來，我一直比較尖銳地批評政府的政策，這樣一個批評者，政府能邀請，聽取我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和想法，說明社會的確在進步。

問：新疆的資源非常豐富，但是政府政策還是和山西基本一樣，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行業都是國進民退的趨勢。對于新疆民營企業，未來的日子可能會更苦。你對新疆的民營企業有什么建議？

許小年：新疆的具體情況我不大了解，走馬觀花，新疆的豐富資源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對于發展經濟是得天獨厚的條件。但只有資源是不夠的，如果沒有一支活躍的企業家隊伍，沒有一個活躍的市場，資源不能轉變為財富，反而是產生腐敗的溫床，反而會阻礙創新的負擔，希望新疆不要染上“沙特病”。

大家都知道沙特是石油蘊藏非常豐富的國家，幾十年下來到現在，它的經濟還是靠賣油，其他方面的能力仍然欠缺。國際上把這種現象叫做“沙特病”，賣油來錢太容易，沒必要艱苦奮斗，懶得去創造和創新。

和沙特形成對照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幾乎沒任何資源，只有600萬人口，這是它最寶貴的資源。600萬人中的每一個人都在動腦筋，怎么樣致富，怎么樣繁榮經濟，怎么樣在四邊都是敵國的情況下生存和發展壯大。以色列的創新能力大概僅次于美國，有一本書《創新的國度》，大家可以讀一下。這本書給我的啟發是：發展經濟最重要的不是自然資源，最寶貴的資源是人，人力資源中最寶貴的是企業家。如果沒有企業家和市場，資源反而成為累贅，拖累經濟的發展，就像沙特那樣。

依照現在的形勢，“國進民退”還會繼續下去，經營環境短期內無法扭轉。對于所有的民營企業，我想借用馮侖的一句話：熬，偉大的企業都是熬出來的。如果順風順水，干什么、怎么干都賺錢，還要企業家做什么？企業家就是在逆風逆水的情況下，在外部環境極為不確定的情況下，尋求生存和發展之道。并不是所有的市場都被政府和國企壟斷，企業家對自己要有信心，找到自己的市場。

問：一些企業，包括一些中小企業，可能在告別舊模式，探索新道路的過程中會遇到融資困難，上市比較難，銀行和金融機構對他們的貸款門檻比較高，民間資金機構數量少等問題。該如何通過這些途徑優化資本結構？謝謝。

許小年：上市不是常規的融資渠道，而是退出機制。上市是成功以后的報酬，而不是奮斗過程的給養。特別是中小企業，基本沒有上市的可能。

貸款現在情況有所好轉，但中小企業貸款難仍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在中小企業融資方面，首先要判斷一下你的企業適合貸款融資，還是股權融資？判斷的依據是企業的成長性。如果成長性比較好，應該更多地關注股權融資，要找VC、PE。如果成長性差一些但收入比較穩定，可更多考慮債務融資。把企業做好，不愁找不到錢，市場上做投資的人很多，往往是錢找企業，而不是企業找錢。

問：我是做煤化工的，您剛才說到的產能過剩，我們是最集中的代表。我們是湖北宜昌市國資委主導的企業，想把產能轉到新疆，淘汰落后的產能，提高產能的綜合集中度。你如何看這樣的轉型模式？

許小年：你的問題太具體了，而且我對煤化工也不太了解，只能講講帶有共性的問題。

企業轉型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問題要思考，那就是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這個問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的緊迫，以前企業沒有核心競爭力也可以生存，因為市場需求還沒有被滿足，有現成的市場。只要成本和價格不太高，你生產出產品，市場上總有人要。現在不是這個情況了，資本品、消費品市場基本都飽和了，你想買產品，必須從其他人手里搶奪市場，這就要靠本事了，也就是核心競爭力。

所謂核心競爭力有兩條。第一條是你做的別人做不了，蘋果的市場占有率為什么這么高？因為別人做不了蘋果手機，或者做得沒有蘋果好，核心競爭力就是獨特的競爭優勢。

第二條更為重要，你的優勢不僅是獨特的，而且是競爭對手難以模仿、難以復制的。市場中沒有秘密，技術的秘密、商業模式的秘密，遲早別人都會知道，都會被抄襲和模仿，如果競爭對手知道你的優勢，但他想學都特別困難，這就是你的核心競爭力。企業轉型時，應該思考的是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常問中歐的企業家學員：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有的同學說：我資源整合能力強。換句話說，就是和政府關系好，“整合能力”是政府關系、社會關系比較委婉的說法。我不反對你和政府搞好關系，在中國，做企業離開政府關系是很困難的，但我想說的是，政府關系不是你的核心競爭力，因為你會拉關系，我就不會嗎？你會喝酒我就不會嗎？你的競爭優勢能夠輕易地被別人模仿，這不叫核心競爭力。

難以被對手模仿的優勢才是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也是企業價值創造的核心所在，價值就是你滿足的客戶需求，你為客戶提供了新產品、更高質量的產品，或者為客戶節約了成本。

通過良好的政府關系你當然可以賺錢，但是別忘了，雖然賺錢和價值創造密切相關，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能賺錢并不意味你有價值創造的能力，而如果有了價值創造能力，遲早會賺錢。捕捉交易機會，能賺錢的是商人，創造價值的是企業家。我當然不反對你當商人，但要搞好一個企業，就要思考你的核心競爭能力到底是什么？價值創造到底在什么地方？培育和強化核心競爭力，圍繞核心競爭力逐漸形成企業的轉型與發展戰略，形成戰略的實施方案。我所看到比較成功的企業，都是核心競爭力非常突出的，在行業里能夠做到前三，有別人無法替代、難以復制的優勢。

問：新疆經濟高速增長，有一個提法，是“內地產業的承接地”。怎樣看新疆作為內地產業承接地？新疆經濟的高速增長如何回避內地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是剛才您說的所謂舊模式？如何看待我們機遇和危機并存的情況？

許小年：作為經濟學家，我并不關心GDP增長是多少，GDP增長是經濟活動結果而不是目標。如果把GDP增長當作目標來追求，這就錯了，這是內地的一個教訓。

GDP掛帥和我們的干部考核體制有關，干部考核有兩個硬指標，一個是GDP，一個是財政收入，各省、市、縣都搞GDP排名，末位淘汰，官員誰不著急啊，如果排末位，官帽子就沒了。實在沒辦法，就數據造假，每年各省市的GDP加總，比國家統計局的GDP要多幾萬億，你信誰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比較GDP的增速，更為根本的應該看經濟的活力，而經濟的活力表現在市場的發達上，表現在企業的成長上，而不是表現在宏觀的GDP數字上。這就像體檢，不能只量身高和體重，健康不健康要查血液，做心電圖。GDP排名相當于用體重和身高來判斷人體的健康程度，評價方法本身就是錯的。

發展經濟，政府要做什么？就是放開市場，維護市場秩序，拓展企業家和民間的活動空間，政府退出經濟。政府越是制定這個規劃、那個目標，經濟的發展就越成問題。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證明，經濟發達的地區都是弱勢政府，強勢政府的地區經濟反而落后。

問：企業家面臨經濟發展現狀，如何才能突破舊的商業模式？

許小年：作為教授，我不可能預先知道新的商業模式是什么，如果我能預知的話，我就不當教授了，早就自己賺錢去了。如何突破舊模式，靠企業家在實踐中摸索，我只能做事后總結，把大家成功和失敗的案例作為教材來用，從各種各樣的案例中，抽取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所以對經濟學家千萬不能預期太高，預期太高會失望。

作者: 老鷹 時間: 2012-8-28 09:17
強烈建議讀10遍。

作者: LIAOYAO 時間: 2012-8-28 09:28
凡事都有兩面性，角度不同解釋就相異。

作者: 老鷹 時間: 2012-8-28 09:54
兄弟把圖也補上。好文越長越好。

作者: 活的自在 時間: 2012-8-28 10:07
句句見血啊

作者: 韭菜炒大蔥 時間: 2012-8-28 10:11
老師讓同學回家后寫一篇有關"國家"、"黨"、"社會"和"人民"的作文。小明不理解這些詞的含義，就去問爸爸。爸爸告訴他："國家是最大的，就象你奶奶。黨是最有權利的，是一家之主，
就象我。社會就是為黨和國家干活，還得聽黨的，就象你媽媽。人民就是最小的，
說什么也沒人聽，就象你。"晚飯后，小明想寫作文，可是還不是很明白這些事，就去想問奶奶，可是奶奶

已經睡了。小明去找爸爸，爸爸和媽媽正忙著"床上運動"，爸爸一看他來，兩個

耳刮子就給打出來了。小明沒有辦法，只好抹抹眼淚，回房間自己寫作文了。

第二天，爸爸接到老師的電話："你是小明的父親吧，""是啊，什么事？""關于小明的作文。。。""是寫的不好嗎？""不，是寫的太好了，我懷疑不是他自己寫的"。。。。。。

小明的作文是：國家已沉睡，黨在玩社會，社會在呻吟，人民在流淚。

作者: 華山一道 時間: 2012-8-28 10:14

老鷹發表于 2012-8-28 09:17
強烈建議讀10遍。

目前讀完一遍，思考過一遍

作者: 互通有無 時間: 2012-8-28 10:17
GDP本身就是個屁；美國的官員靠選票，老百姓才不管你什么GDP，看實惠。老百姓的實惠才是真正的綜合政績。

作者: everfree 時間: 2012-8-28 11:02
本帖最后由 everfree 于 2012-8-28 14:11 編輯

許先生只是個經濟學家，他的工作只是發現問題、剖析根源、提供思路，只要能說出真話、指出真相，就是盡職盡責，這在中國已經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能做到這點，實在令人敬佩。

下面再帖兩篇我認為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大家可以對照思考。
后面又加了一篇胡釋之的采訪和郎咸平近期的演講，供大家對照參考。

文字挺多，讀完要花費些時間了。O(∩_∩)O~

10樓：許小年：權利得不到保護就不會有創新
11樓：許小年：真正的悲劇還沒有上演
13樓、14樓：胡釋之訪談：凱恩斯主義的破產
15樓：郎咸平：中國經濟病入膏肓屌絲國度形成中

作者: everfree 時間: 2012-8-28 11:16
許小年：權利得不到保護就不會有創新

作者：許小年

　　7月27—29日，在2012（第十二屆）中國企業“未來之星”年會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發表演講。他主要圍繞破壞性創新需具備的四個條件展開演講：需尊重、鼓勵、激勵創新；需為企業開辟多元、靈活融資渠道；需營造良好競爭環境；需有自由、開放的社會文化與社會環境。

　　許小年：
　　大家上午好。關于破壞性創新，需具備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社會要對創新尊重、鼓勵、激勵，要鼓勵創新者。在此向在座的各位表示敬意，你們沒有選擇穩妥而高收益的公務員道路，而是選擇了充滿創新的風險之路，中國的道路未來在你們身上。對于創新者不僅要尊重，而且還要保護，保護他們的權力，保護他們的產權和支持產權。如果權利得不到保護，創新者就不能獲得創新的回報，就會減弱創新的激情。所以，對權利的保護是創新的基礎，在權利保護之下，整個社會要形成一種風氣，要尊重創新者、鼓勵創新者、保護創新者。
　　第二，我們需要給創新企業開辟多元的、靈活的融資渠道。這個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非常活躍的風險投資，沒有非常活躍的天使投資和PE投資，創新企業是不可能成長的。這是金融方面的條件，要有多元和靈活的融資渠道。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在金融改革上需要加大力度，需要減少政府對金融的管制，開辟出更大的空間來，使得民間的投資者能夠和創新企業家一起工作，能夠在更大空間上尋找更多的創新機會。
　　第三，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在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方面，我們現在存在著一個誤解，不僅是社會公眾，政府也經常把有序競爭掛在嘴上。我們沒有想到，對有序競爭的強調壓制創新的力量，創新本身就是破壞性的，創新本身就是會打亂現有的市場秩序和經濟秩序。為了使這些破壞性的創新能夠出現，我們要對市場競爭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良好的、寬松的競爭環境意味著允許、鼓勵破壞性力量的出現，允許和鼓勵破壞性力量的不斷發展，而這個與有序競爭的正好相反。實際上破壞性創新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如果創新不具備破壞性，就不是創新。創新一定是帶有破壞性力量的，這是由奧地利后來在哈佛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家，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在研究創新方面最杰出的經濟家，由熊彼特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破壞性創新帶來的動態效益而不是靜態的效益。要允許破壞性力量的出現，鼓勵破壞性力量的出現和發展，需要政府放松管制、減少干預，逐步退出經濟，把更多的空間留給破壞性創新的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帶來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組織方式，中國的經濟發展才能從簡單的制造業逐漸轉向到以創新為基礎的新的增長模式。這是第三方面，破壞性創新所需要的社會環境。
　　第四方面，要有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文化以及自由和開放的社會環境。在這個社會中標新立異應該受到鼓勵，而不應該受到白眼。思想的自由是所有創新的基礎，創新就是自由思想的結晶，任何對思想自由的限制都會壓抑創新的力量。在開放和自由的社會文化中，我想跟各位交流的一點，這個文化不僅是一個鼓勵創新，鼓勵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而且還是一種失敗的文化。我剛剛帶學生從硅谷回來，在硅谷中我們和企業家、投資家交流，大家談到硅谷的成功，異口同聲地講“硅谷之所以成功，因為它有一個失敗的文化”，這個失敗的文化是什么？就是勇于嘗試，不懼怕失敗，而且在失敗之后不恥于言敗。失敗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因為我們做的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它的成功概率是很低的。創新，90%以上是要失敗的，成功是極少數的。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心態，對創新沒有客觀冷靜的認識，如果想象“我只要創新就一定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怎么怎么樣”，這樣的話會降低大家成功的概率。在硅谷的晚餐會上，我們見到過20多歲的大學畢業生，不知道他大學畢業沒有，他很自豪的談起創業經歷，而且他很自豪的說他失敗了，他也沒覺得什么。這些風險投資家，我們所看到的成功者，剛才何社長所講到的百度、騰訊，它們是少數的幸運者，他們成功了，但并不意味著那些失敗者所做的事情就沒有意義，如果沒有90%的失敗，就沒有這些少于10%的人的成功。創新是在一個寬松、自由的環境中，自由的思想不斷嘗試、不斷突破的過程，它的失敗是大概率事件。我們的社會文化，自古以來都是成王敗寇，這個成王敗寇的社會文化對創新產生了潛在影響，要推動我們國家的創新活動，需要改變這樣一種觀念，失敗者也是光榮的，因為你們已經嘗試過了，因為你們已經體驗過了，無論成功與失敗，你們的生活和那些平庸者將是不一樣的。
　　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原文刊載于《中國企業家網》，原標題為《許小年：不具備破壞性的創新不是創新》）

作者: everfree 時間: 2012-8-28 11:24
許小年：真正的悲劇還沒有上演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

　　真正的悲劇還沒有上演

　　希臘"破產"了，沒事，還有歐洲諸國可以救援；歐洲"破產"了，沒事，還有美國可以救援；美國"破產"了，沒事，還有中國可以救援；中國"破產"了，沒事，我們還有上帝。。。我們應該感到欣慰，在這一條傳導鏈上，中國處在最后一環；但也可能感到絕望，因為俺們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夠拯救。。
　　2008年至今，剛剛好三個年頭，2009年全面復蘇，2010年歐債危機愈演愈烈，2011年美債面臨爆頂，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預言什么。。。為什么會這樣？難道這一定是"結局"？過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掙扎？
　　早在2009年，我曾經預見到這一天的來臨。不是因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據歷史"經驗"的推導《"知易行難"注定是貨幣政策畢竟困境》一文中這樣表述，"有限的歷史告訴我們凱恩斯牌機車只善于高速行駛如果你不夠油堅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減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嚴重許多。除此以外，我們還能夠得到一些啟示不要被經濟暫時好轉的跡象所迷惑。不要認為自己會比1936年美國、1977年的日本更聰明好運。"
　　無知者無畏，他們總是認為自己與眾不同。歷史會告訴他們，生活中并沒有那么多奇跡。今天，希臘也好，歐洲諸國也罷，包括美國在內，他們的凱恩斯牌機車郵箱已經報警(堆積如山的債務消耗了所有動力)。至于中國，壓根就沒有"油量提示"這塊儀表盤。經過三年的高速行駛，郵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緩一時，而無法救一世。這一幕恍如當年美國、日本的政客們所遭遇的悲劇在一年緊跟一年的巨額開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們"對于大幅增長的財政赤字皺起了眉頭，開始選擇快速縮減開支。1936年羅斯福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
　　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無論是從執政者的角度，還是一般民眾，都不會反對削減債務，這個決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縮支和增稅行為一旦開始，經濟恍如被戳破的氣球，好勢頭頓時煙消云散。信不信歷史會重演？走著瞧！(反正我是信了)
　　希臘債務已經出現"技術新違約"美國債務也面臨著走向"技術新違約"的局面。除了縮支和增稅，還有別的出路嗎？答案是，沒有！或許，你會說，中國經濟不是早在2010年就進入了"緊縮通道"嗎？沒看到你說的悲劇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國是最后一環，中國的財稅收入傲視全球，中國的貨幣政策從來就沒有過"不寬松"，只是由極度寬松回到適度寬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劇遠還沒有上演。

　　選擇凱恩斯，只是因為相機抉擇所迫

　　過去兩年，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凱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幾十年，貨幣學家"當道"，凱恩斯主義成為各國政府破解經濟困局的唯一"法術"試圖通過強化貨幣供給，刺激全方位的消費需求，從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實體經濟。
　　從現象上看，凱恩斯主義只是完成了"家庭債務"向"國家債務"的轉移，并沒有起到可持續拉動消費的實質作用。問題是，凱恩斯主義本身存在極限，即國家債務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臘，一個440萬人口的小國，全國總負債竟然達到3400億歐元。比如美國，債務上限的提升頻率逐年加快，美聯儲、中國、日本一旦有一個"供血機"出現故障，崩潰不可避免。凱恩斯主義到底干了些什么？
　　從本質上看，他只是財務技巧債務展期的一種方式而已。換句話說，龐大的債務從來沒有消失，也不可能徹底消失。只是從一個顯眼的地方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而已，進而為迎來"希望中的復蘇"爭取寶貴的時間。所以，主權債務危機只是凱恩斯主義的"副產品"債務騰挪后的必然結果。那么，"凱恩斯困境"如何破解？
　　凱恩斯主義并不是終極辦法，它只是爭取時間的一種財務手段。在有限的時間里，我們將希望寄托于實體經濟的總需求出現奇跡般的擴張。
　　不過，從人類經濟發展的視野去砍需求創造的可行途徑，歷史告訴我們，除了戰爭和技術革命，沒有第三種方法可以讓實體經濟的總需求出現自然擴張。戰爭，毀滅與重生疊加在一起，它將創造舊模式下的需求擴張，且有可持續性；技術革命，毀滅和創造同樣疊加在一起，它將破除舊模式創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樣具有可持續性。
　　貨幣學家認為，提高貨幣供應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發經濟循環開始運轉，我認為這是"試錯"。在過去幾十年，從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紀大蕭條的美國？如果沒有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并不認為美國經濟能夠走出低谷。羅斯福不是救世主，將美國從衰退的泥潭中拖出來的是"二戰"，而幾十年后的日本沒有這樣的好運氣。
　　難道，各國政治家們都沒有我聰明？不知道凱恩斯主義的弊病？我相信，我應該是最蠢的那一個。我并不認為政治家們如此統一的愚笨，從策略而言，最差的選擇不是錯誤的決定，而是沒有決定。所以，政治家們選擇凱恩斯，只是相機抉擇所迫。
　　簡單來說，不選擇凱恩斯主義，等于沒有選擇，這是一國政府無法接受的結果。凱恩斯主義是唯一應對大蕭條的可選項。戰爭？技術革命？都不是可以"人為"推動的選項。所以，凱恩斯主義并不是最差的選擇至少它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很遺憾，我并非偉人，除了翻翻歷史書，實在想不到創造性破解"凱恩斯困境"的辦法，除了戰爭與技術革命。不過，如果真的有一個偉大的辦法出現，卻是很容易鑒別它必須能夠實現實體經濟總需求的自然擴張，無論是毀滅還是替代。
　　想起了中學課本描寫資本主義的"罪惡"行徑資本主義國家的農場主寧可將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給窮人喝，太沒良心，唯利是圖。現在終于明白，他們一點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時的我。(上個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出現許多農場主因獲利低微和市場滯銷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

　　實用主義才是中國經濟的"真面目"

　　如果永遠到不了終點，時速再快也沒有意義。高鐵如此，中國經濟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經濟增長，我們談了多少年，已經記不起了。直到今天，終于為了"安全"，我們必須"降速"行駛。
　　中國經濟的"顯性"問題異常明顯-依靠寬松貨幣拉動投資，推動經濟高速行駛所引發的成本(人力、物力、環境)上升、通脹上升已經到了忍耐極限。這一套組合策略的邊際利潤已經下降至零。
　　中國經濟的"隱形"問題同樣突出社火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地方債務堆積如山、圍繞房地產所凝聚的利益集團勢力龐大、金融風險由表內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變。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財富分配機制迫在眉睫。
　　幸運的是，我們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我們擁有龐大的居民儲蓄，我們擁有龐大的金融市場，我們擁有嚴苛的稅收制度，即使多米諾骨牌最終推倒到中國，我們依然有足夠的回旋空間，只要我們下決心做一些改變。"窮則思變"，倘若預料之中的"悲劇"能夠讓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產生"共鳴"，那么，悲劇結尾將會演變為一場喜劇收場。這并非絕無可能。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謂"中國模式"，而是"沒有模式"。以五年為一節點，不難發現，這個神奇的國度總能找到正確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機中。多數分析人士大跌眼鏡的原因，莫過于錯誤估計了中國經濟"轉身"的速度。它一點都不像一個超級大國，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榮都在野蠻的生長，涂滿了實用主義的痕跡。這與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關。
　　講一個小故事。1937年9月，錢塘江大橋開通，12月，日軍逼近杭州必須炸橋。茅以升說只炸橋面不炸橋墩的話敵人幾天就能修好。工兵說橋墩沒法放炸藥。茅以升隨后說出的話嚇死小兵：建橋時就預計要炸，我在第二個橋墩專門為你們設計了放炸藥的方洞。炸藥在橋開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國，尤其是基層，處處顯露這這種"轉身"智慧。張五常老先生也曾為基層干部能靈活解決經濟難題而拍手叫絕。為什么會存在這樣的智慧？
　　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實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確"一小段時間；因為，中國環境復雜，各地點不一，基層干部必須嘗試不同的策略方法來不斷刺激經濟發展，并沒有一個長期貫徹的政策制度可供實施。
　　講這么多，是要說明一點：市場亢奮時要記得風險，市場絕望時要看到希望。
　　回顧歷史，再大風浪我們都經歷過，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是中國價值投資的重要前提。信心來自于對中國經濟的深入了解，這需要充分的時間觀察，而不是憑借表象累計而匆忙進行的判斷。既要看到中國經濟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頑強的一面。不走極端，永遠都有必要。中國"破產"了，誰來拯救我們？
　　靠自己，考變化，靠發展。只有"讓每一個中國人獲得幸福而有尊嚴"的目標不變，其他皆可變。過去三十年，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來，也將一路走下去。實用主義才是中國經濟的"真面目"，做好準備迎接改變吧！

　　凱恩斯主義的"偽裝"

　　在歡慶紀元后第二個千禧年的到來時，誰也沒有料到，迎接人類的將是一場巨大的金融海嘯。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誰之過？驚恐之余，人們紛紛翻出昔日的理論和早已被忘卻的預言，試圖證明人類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東京熱賣，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紐約脫銷。不同學說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執一端，互指他人為肇事者，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愚蠢開脫。諸多學派之中，最為流行的，當然是凱恩斯主義。
　　在"大蕭條"年代，是凱恩斯之處了市場失靈的可能性，也是凱恩斯給出了應對之方：增加政府開支，創造有效需求。
　　在這個今日天經地義的政策，70年前確實離經叛道的言論，稱它為一場"革命"，毫不為過。對于凱恩斯的新理論，當時學術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國政府滿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國才開始認真演技凱恩斯的主張，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大規模的政府開支才具備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然而，經過記者和專欄作家(例如保羅-克魯格曼)的演繹，這段歷史變成了如下版本：美國總統羅斯福接受了凱恩斯的建議，于1933年推出"新政"，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大蕭條"。
　　歷史數據告訴我們，美國經濟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縮，失業率從25%的高位回落，但真實GDP則是在1939年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業率在1941年才降到個位數。
　　軍備開支的直線上升的確創造了有效需求，軍隊的大規模征兵當然也創造了工作崗位，但到底是誰結束了"大蕭條"？羅斯福還是希特勒？我們只能留給歷史學家去澄清。
　　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凱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納粹德國，凱恩斯本人當然不愿將后者作為他的案例，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這個最早的"凱恩斯主義國家"。
　　凱恩斯經濟學的關鍵假設是"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經濟個體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純粹心理因素的影響下，消費者和企業忽然悲觀起來，對未來失去信心，消費與投資意愿下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于"動物精神"無邏輯可言，幾乎無法對它進行有意義的分析，人們無法改變而只能接受這個現實，并以此為前提，探討應對之策。如人們所熟知，標準的凱恩斯主義對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始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政府的"動物精神"更可怕

　　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對于理論界長期爭論的"相機抉擇"還是"基于規則"，實踐也給出了回答。若想用貨幣政策削平經濟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觀經濟單位的調整需要時間，貨幣政策從執行到發揮作用存在著時間上的滯后，央行必須事先準確預測經濟的運行，在恰當的時點上、以恰當的力度和恰當的工具操作貨幣政策，方能收到預想的效果。
　　如果在時點、力度和工具上出現哪怕是很小的差錯，調控的結果可初衷可能大相徑庭，甚至適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數據表明，在戰后30年中，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非但沒有穩定美國經濟，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經濟的周期振蕩。
　　說來不無諷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來自于凱恩斯主義。央行行長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時常表現出來的"動物精神"。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
　　凱恩斯認為企業和個人具有"動物精神"，他們樂觀和悲觀情緒交替輪換，造成經濟從景氣到蕭條的循環。政府可以并且應該審時度勢，帶有前瞻性地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向操作，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機抉擇"。
　　弗里德曼針鋒相對，他強調預測未來經濟形勢和政策操作的困難，并引用數據指出，實踐中的貨幣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經濟的波動。這一實證研究的政策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欲穩定經濟，必先穩定貨幣。弗里德曼有此提出了貨幣發行的固定規則，比如說每年增加3%，或是與GDP增長同步，禁止中央銀行隨意改變貨幣的供應數量。
　　弗里德曼雖然沒有明確地講"動物精神"作為政府的屬性，他對政府的"完美理性"顯然充滿了懷疑。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動物精神"，而是其邏輯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
　　市場彌漫著"動物精神"，政府則充滿了人類理性；市場有可能失靈，政府卻永不失靈；市場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為零；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標函數，企業與個人是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會福利為己任。
　　在這些假設下，不必建立數學模型，不必進行理論分析，假設已經決定了結論。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學推演背后，凱恩斯主義者證明的只是假設，以及假設的直接邏輯結果完美的政府解決非完美的市場。凱恩斯主義關于政府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于私人部門，中國1959年到1961年的經濟歷史即為一例。在"超英趕美"、"大躍進"等不切實際的經濟發展目標下，大規模的動員資源將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對GDP之比)從1958年的15%急劇拉升到1959年的30%。
　　政府的"動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見。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聯儲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貨幣緊縮，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資產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過于松寬的貨幣政策，都像是"動物精神"的經典案例。同樣經不起推敲的是"政府為公"的假設。希臘破產，多個歐洲國家陷入債務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眾利益，就不應該有債務危機。
　　根據正統凱恩斯主義的說法，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減稅和增加開支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因此而上升；當經濟轉入繁榮時，財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財政會出現盈余。繁榮期的盈余抵消蕭條期的赤字，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上，可實現財政預算的平衡。理論上聽起來完美無瑕，為什么在實際執行中，各國政府都是負債累累而鮮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動機。
　　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如福利、補貼和投資等等，對選民有實惠，有助于撈到選票，政客樂此不疲。加稅和減少財政開支卻是不討好的事，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也沒有人愿意為長期的預算平衡而得罪選民，在政客們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遠比國家的未來重要的多。
　　個人的非理性沖動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制約；個人必須承擔自己決策失誤的后果，也就是面臨著"預算硬約束"。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既沒有制衡，也不必對政策后果負責，即"預算軟約束"，決策者們的"動物精神"隨著貨幣政策散步到經濟的各個角落，形成系統性風險。
　　在一致性假設下比較個人與政府的"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結論不再成立，為了減少經濟的波動，公眾應該立法規范貨幣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機抉擇"式的政策干預干預，中央銀行更像是一個規則的執行者，而不是現在這樣的政策制定者。
　　至于貨幣政策規則應該是什么，泰勒法則還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長率？基本上市一個實證問題，理論是很難提供先驗的指導。

　　轉型之重，重在法制

　　世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時期，特別是在大動蕩和大災難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0年代蘇聯的解體，以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
　　在西方，當一場漫天大火行將毀掉大廈時，驚恐的居民將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隊身上，為了避免滅頂之災，人們愿意或者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權力，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得午餐，撲滅大火之后，消防隊并不想退出歷史舞臺，借口災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劇的重演，他們得以保持強勢的地位，繼續干預社會的正常經濟活動。
　　在轉型中，舊體制倒塌了，新體制卻不能立即建立起來，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的失序喚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政治家們如俄國的普京利用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對內加進控制經濟和社會，對外高調與西方對抗，試圖重建集權專制之路。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經之路。
　　俄羅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打碎舊的中央計劃體制，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建立新的法制體系，可見轉型之難，不在于打破舊體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制度的支持。市場經濟以自愿的交易為基礎，交易即產權的交換，交易順利完成的前提是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若無產權保護，市場就有可能變成戰場，搶劫和欺騙將取代互利的計算，成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
　　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資源，社會必須保護產權和保證契約的執行，這就需要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法律的作用是懲罰侵權者和違約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沒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過威懾也就是預期違約成本阻止違約的企圖，法律系統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
　　紙面上的法律條文是否嚴謹，立法和執法者的態度是否虔誠，承諾是否莊重，對法治的公信力沒有實質性影響，決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統與政府的關系，以及公眾的權利和法治意識。為了保證公正性，法律系統必須獨立，既對于政府，亦獨立于公眾，政府不得干預司法程序，民情輿論亦不得影響法庭判決。
　　公眾的權利意識和法制意識是法治的基礎，公眾要懂得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會集團對自己權利的侵犯。公眾的法治意識越強，從人治到法治的社會轉型就越快。
　　從市場經濟和法治的關系看問題，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俄羅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結果是產出的下降和腐敗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體系和法治觀念的缺失。以德意志為例，1848年的革命動搖了保守的普魯士專制王權，1862年俾斯麥出任宰相，以鐵血手段，重建國王政府權威，并通過戰爭建立了德意志帝國。
　　在俾斯麥的領帶下，統一的德國很快崛起成為新的世界強權，同時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1918年德國戰敗，孱弱的魏瑪共和國內外交困，局勢的動蕩和經濟的蕭條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將希望寄托在強人身上。強人確實出現了，希特勒趁機攫取了政權，在短時間里扭轉了局面，德國經濟復蘇，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隨機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之后，德意志民族如夢方醒，痛定思痛，徹底拋棄了權威主義的"德意志道路"，轉向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以及適應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市場經濟，至此方完成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現代化轉型。與其他國家轉型經濟不同，中國以保持現有社會和政治結構基本不變為前提，在經濟層面上推進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改革，市場發揮了配置資源的作用，私有制對創新和勤勉工作產生了強大的激勵。漸進式的改革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穩定的環境帶來穩定的預期，資產所有者選擇持續經營而不是出售套現，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避免了預期劇烈波動引起的產出收縮。

　　"可持續的增長"是靠制度而不是規劃

　　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和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發揮著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約，政府不斷地延伸和擴大其職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逐漸轉變成為有著自己利益訴求的規則執行者和秩序維護者。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裁判捅過管制和審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場上尋租(Rentseeking)套現。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繼續改革的動力，半管制半市場的現狀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擴大市場改革會削弱造租潛力，他也不想退回計劃經濟，因為那可能意味著失去套現的場所將權力轉化為金錢的場所。
　　另一方面，民眾對改革的失望也日漸增加。與經濟繁榮并存的是機會的嚴重不均，貪污腐敗盛行，收入兩極分化。當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時，民眾開始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懷念共同貧窮的計劃經濟年代，寄希望于一個強勢的政府，以壓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實現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當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員下場踢球，"尋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員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惡化，對策應該是政府退出經濟而不是更多的干預。
　　但對策為什么沒有被采納呢？常識告訴人們，政府退出經濟將是一個艱難和長期的過程，而強化政府的干預往往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這樣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對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眾生活勇氣的源泉，對于現代社會的個人權利以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法治，他們如此陌生，以至于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政府。
　　中國也遭遇了轉型的內在不協調性，經濟已經市場化或半市場化了，支持市場運行的制度以及作為這些制度基礎的社會觀念仍然停留在舊時代。
　　轉型經濟陷入一個令人尷尬、但看上去又相當穩定的納什均衡。無論多么穩定，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會已形成多遠的經濟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臺和博弈規則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靠現存集權體制調解多元里可以沖突，若調解失敗則繼之以強力壓制，長期積累的矛盾最終可能以極端的方式爆發。
　　當若政府以"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者"自居，一方面為資方平息勞工風潮，實行國內市場的關稅保護，鼓勵和支持大企業組織，提高壟斷程度和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政府為工人建立包括醫療、工傷、福利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體系，緩和社會矛盾。
　　兩面討好的政策需要物質基礎，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勞資雙方都感到滿意。當國內市場無法支持經濟增長時，對外擴張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義自然成為堂皇旗幟。
　　除了外部沖突，內部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發現有均衡的偏離。作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僚精英階層不僅掌握了物質與金融資源，而且擁有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利，他們必然要李彤所有這些優勢，在市場經濟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傷害消費者和企業的權利，破壞社會公平，從而喪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費者和企業這時會要求在制定規則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利，加強對政府的監督。
　　為了維持現有均衡，緩和消費者和企業的不滿，政府同樣有著強烈的發展經濟的沖動，只有不斷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給消費者和企業，實現"有人收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
　　在政府主導的轉型中，對高增長的偏好是這個體系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但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現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備可持續性。
　　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告訴我們，緊靠資源投入的增加無法維持經濟增長，資源再多終歸有限，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越大，資源消耗越快，經濟停滯或衰退的到來也就越快。
　　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是創新，創新帶來的效率的提高，在資源使用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也可實現經濟的增長。如熊彼得所定義的，創新是新技術的大規模商業應用，創新者在市場上敏銳的捕捉新的商業機會，以出色的想象力預見性地開發新產品，引導消費潮流和技術潮流，等待客戶與市場的承認。
　　創新的過程充滿了風險，為了激勵創新，要給創新者足夠的回報，為此社會必須保護創新者的知識產權，以及從知識產權獲得的巨大商業利益。社會也要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允許甚至鼓勵創新者個性的張揚，允許甚至鼓勵各種各樣的奇想。
　　由這些條件所決定，創新的主題只能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創新的主戰場只能是市場而不是政府辦公室，創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規劃。
　　同樣從這些條件可知，傳統社會僅有發明而無創新，若想實現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社會轉型乃必要條件。
　　人，我說的是你、我這樣的人，你、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乃世間的萬物之靈。抬起你的頭來，重拾你的信心，不要為你的"動物精神"而喪失勇氣和尊嚴，因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樣，都未徹底脫離動物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這個世界更美好，"全靠我們自己"。（價值中國網）

作者: laker 時間: 2012-8-28 11:28
簡單總結一下, 首先不論來源, 所有財產合法化, 其次開始進一步的私有化進程, 政府大踏步地全面退出, 但沒提中產階級如何增長, 政府財政收入減少的情況下如何完成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功能. 可以預見的一點是, 富人將成為社會和政府的主宰, 同時國家機器變成他們的合法化的私人工具.
總而言之, 我對中國的富人沒有多少信心, 無論是不明來路還是合法地致富.

作者: everfree 時間: 2012-8-28 11:34

1許小年進中南海喝茶，說明決策層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場，尊重經濟規律的道路上來
2今年2季度GDP增速破八，降到7.6%有必然性。搞刺激下的繁榮，繁榮之后必定是蕭條
3打激素吃偉哥，靠刺激走捷徑變強壯，最后一定會生病，你的身體功能一定會衰敗
4如果4萬億要真管用的話，為什么要等2008年才去搞，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

許小年進中南海說明經濟到了很緊要關頭
這次把他們請過來，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說明凱恩斯主義這一套不但是在老百姓那里破產了，而且在中央政府層次上，決策層的思潮也是在變的，也是不再信奉凱恩斯主義那一套，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場，相信市場的力量，尊重經濟規律的道路上來
財知道：7月9日和10日，溫家寶總理召開了兩次經濟形勢座談會，一些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像許小年、周其仁、曹遠征等人被請到了中南海，尤其是許小年，這幾年一直是作為宏觀政策的批評者存在，您是怎樣理解這個舉動？您覺得這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胡釋之：這首先就是說明溫總理確實是一個很有度量的人，很大度的人，當真叫個宰相肚里能撐船。就像你說的，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家，過去幾年沒少批評我們的一些宏觀政策，尤其像許小年，不但是頻次上，而且表達方式上也是相當激烈的，是比較尖銳的一種批評。
財知道：簡單說一下許小年的觀點？
胡釋之：許小年他最近說的多的一個觀點是說要放棄18億畝紅線。此前的茅于軾，還有像許小年、任志強等人，都是對這個東西提出了不同意見，就說18億畝紅線是直接導致現在房價高，降不下來這么一個困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點，這里有重要的一個信號，就是說我們經濟確實已經到了一個很緊要的關頭，政府也知道，再用傳統的那種老路是走不出來的，必須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樣的思路。
我們此前應對危機，我們所追捧的，都是一些凱恩斯主義所信奉的，無論是財政政策也好，還是貨幣政策也好，要求靠政府直接擴大投資，擴大貨幣供給，來走出危機。但到了今天這個時候，政府也感覺到這一套其實再用的功效已經很小，而代價很大。
像許小年、周其仁這種，都是很典型的反凱恩斯主義者，這次把他們請過來，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說明凱恩斯主義這一套不但是在老百姓那里破產了，而且在中央政府層次上，決策層的思潮也是在變的，也是不再信奉凱恩斯主義那一套，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場，相信市場的力量，尊重經濟規律的道路上來。這本身就是很提氣的一件事。
刺激經濟是打激素吃興奮劑繁榮之后必定是蕭條
今年2季度的GDP增速破八，降到了7.6%有必然性。你搞刺激下的繁榮，繁榮之后必定是蕭條。打個比方，通過外在的力量，打激素、吃興奮劑、吃偉哥什么的，通過走捷徑變得強壯有力，那肯定是不可持續的，最后一定會生病，你的身體功能一定會衰敗
財知道：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又增大，剛剛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是今年2季度的GDP增速三年來首次破八，降到了7.6%。您怎么看待這幾年的經濟表現？我們回頭檢查一下這幾年來的經濟政策，現在的經濟狀況有沒有一個必然性？現在的問題出在什么地方？
胡釋之：這個你講的很好，現在的問題我們看起來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但在我們經濟學家的研究中，這些其實都是早先就可以預計到的，就是必然會發生的。像剛才講的許小年、周其仁這些學者，你要說現在他們為什么會被重視，也是因為他們早前就對現在出現的問題發出過警告。
像我們搞四萬億刺激的時候，許小年、周其仁都出來很明確地警告，說你這么搞一定會導致后期的通貨膨脹，乃至會導致你的問題不是緩解而是加劇，你的結構問題會變得更大更嚴重，刺激的效果是絕對不可持續的。要知道那時還是CPI為負的時候，還是大家都在奮力戰通縮的時候，說那種話不但需要有很深的見識，還真是需要一點膽識和自信，不怕被人罵不懂經濟和觀念落伍。
所以到了今年，表現就更明顯，經濟就開始沒辦法保持刺激下的繁榮，開始要往下走，因為它違背經濟規律。你搞刺激下的繁榮，繁榮之后必定是蕭條。打個比方，我們當然都希望自己身體越強壯越好，但如果你不是通過一個健康的飲食和合理的鍛煉等等，而是通過外在的力量，打激素、吃興奮劑、吃偉哥什么的，通過走捷徑變得強壯有力，那肯定是不可持續的，最后一定會生病，你的身體功能一定會衰敗。
人有生理規律，經濟其實也是這樣，它有它內在的運行規律，你要違反這個經濟規律去拔苗助長，去搞硬啟動，搞硬起飛，那必然就會有硬著陸，必然就會有調整的壓力，必然就會爆發經濟危機。
財知道：舉個企業的例子說明一下？這樣說起來有點粗。
胡釋之：最近的三一重工，在鬧裁員風波。我們講刺激經濟，其實對什么行業是影響最大的？就是這種離消費越遠的行業，這種重工機械行業更是影響最大。刺激下去，他們是會增長最快的，他們是最先受益的，他們帶動的投資最大，但是等這種刺激效應過去以后，大家明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鋼鐵、重工機械的時候，這些重工業企業會第一個感覺到他的產品不好賣了，他會第一個感覺到危機來了，包括他產品的價格，都會率先地下跌。你像前段獲批的湛江寶鋼的吻增長項目也停下來了。
我們看到刺激剛開始的時候，PPI一定是比CPI要漲得更快，跌的時候是PPI要比CPI跌得更快。最新的數據，PPI連續四個月下滑，負增長的，CPI雖然漲幅下跌，但還是一個漲幅為正的狀態，還是一些人眼中的有利經濟的適度通脹狀態。
所以刺激政策其實對消費行業影響不是很大，而對這種重工業行業是影響最大的。在短時期內，幾年內，坐那種過山車，從云端跌入深淵。三一重工這個例子，最典型地反映這種刺激式增長的跌宕起伏和不可持續性。
救市是轉移問題不是解決問題無必要也救不了
如果4萬億要真管用的話，我們為什么要等2008年金融危機后才去搞，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啊？沒有誰會覺得經濟增長快了不好吧。增發貨幣要能促進經濟發展的話，我們沒必要說等到像現在說面臨通縮之后再去搞，再去刺激經濟，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
財知道：現在這個形勢看起來挺憂心忡忡的，這個時候政府有沒有救市的必要？還是說完全不管？
胡釋之：我能理解這種心情，包括2009年推出4萬億計劃時的那種心情。我們講一個人生病肯定是不好的，我們看到他發病，看著他疲軟無力，肯定感覺很不好，但我們要理性對待這個問題。
先講我們政府救市，我們怎么救？是說政府公務員都不吃不喝，拿自己的錢去救？或者說政府公務員都下海去創業，去加班加點開發新產品，去刺激市場？其實不是。你要說減稅也還說得過去，它確實是一個救市行為，就是說政府讓利給民間，刺激民間的投資，這個是非常有用的。但政府做得更多的是增發貨幣，或者用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方式去刺激經濟，那這就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是用增稅的方式，我們講通脹也是一種稅，用提高大家財政負擔的方式去刺激經濟，那這其實就是轉移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政府看見經濟蕭條，政府確實會主動想去救，包括老百姓也會希望政府去救，但我們要想一下，如果政府真這么管用的話，我們為什么要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才讓政府出手？我們完全可以一直都讓政府去辦啊？如果4萬億要真管用的話，我們為什么要等2008年金融危機后才去搞，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啊？沒有誰會覺得經濟增長快了不好吧。增發貨幣要能促進經濟發展的話，我們沒必要說等到像現在說面臨通縮之后再去搞，再去刺激經濟，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而且其實老百姓也就根本不用工作，靠政府去刺激就夠了。
為什么沒有這么搞？就是說明政府這么搞并不是真正促進經濟發展的方式，它沒法促進經濟發展，沒法真正解決問題，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所以希望大家醒悟過來。發病了不好，我們要去找原因，那就是因為我們前期吃錯藥了，把身體吃壞了，再吃的話人就會毀了，所以必須停藥，一停藥各種毛病就出來了。這個用戒毒的例子來說可能會更好懂。開始我們給他吸毒，他很嗨，生活也很愉悅，每天精神抖擻，但是你要老吃，老吸的話身體就垮了，所以必須給他停藥，但一停藥，他各種不良反應就出來了，他會萎靡不振，會很頹廢。但你不能看著他開始頹廢，你又去重新給他吸毒。
這個時候需要你去忍受這種治療的副作用，忍受這種陣痛，釜底抽薪地把他病治好。只有你堅持地停藥，那他毒品的發作期可能就會很容易地度過，它很快可能就會恢復正常。所以真正應對危機的方式是根據這個人生病的病理去對癥下藥，而不是重復錯誤。

作者: everfree 時間: 2012-8-28 11:34

1中國最大的一個優勢在于，我們可以通過制度變革開出一塊新的市場和健康增長空間
2不是叫促進民營經濟的36條，而是叫限制國有經濟的1條。關鍵在削弱國有經濟的特權
3國有經濟其實是屬于政府的，政府去推動壟斷行業放開，等于是要你去向親兒子開刀
4所有問題的解決是兩方面，一收一放，收緊貨幣，放松管制，管好政府，還市場自由

危機倒逼改革是不幸中的萬幸
中國其實相對于西方國家最大的一個優勢在于，我們是一個轉型國家，我們的制度改進空間還很大，我們可以通過改革，通過制度變革，通過放松管制，開出一塊新的市場和健康增長空間。這種改革就激發出新的生產力，來化解現在的局面
財知道：現在的經濟下滑，可能各行各業都產生了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也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改革契機？
胡釋之：這就是我們老說的危機倒逼改革，確實一定程度上有這個道理。我們講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它初期的時候，你會看到什么都好，GDP增長速度恢復很快，CPI漲幅其實也沒什么太上升。那個時候你去提改革，去反對凱恩斯主義，是沒人理睬、沒人聽的，人家會覺得你神經病，覺得你是想妨礙中國經濟增長，阻礙中國崛起。大家會說中國好好的啊，凱恩斯主義很神的啊，工資也漲了，收入也高了，產品也好賣了，物價也沒漲太高。
但這種刺激式增長，這種凱恩斯主義的辦法，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可持續，到了后期，等到物價開始漲起來，通脹開始顯現出來以后一定會面臨一個兩難局面，或者叫做騎虎難下的局面。要么就是說繼續保持高增長，然后物價也跟著漲，成為一個高通脹經濟。但這種高通脹的危險，我想任何一個當政者都很清醒，包括溫總理他也清醒。所以，他必定不能容忍這么跟著老虎瘋跑，會累死的。但你要去解決高通脹問題，就必定要收縮貨幣，要把老虎關進籠子，要去減少放貸，停止之前的錯誤投資，要停下來。
這又會出現什么局面？一下子又會發現經濟開始跌落，被老虎吃掉。到最后一定存在這種兩難局面，要治理高通脹，就必須要經濟增速降下來，而要讓經濟繼續保持高增長，又必然會出現高通脹。這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宿命，逃不掉的，高增長和高通脹成了一對雙生花。
所以這個時候，出現這種兩難局面，出現這種危機的時候，無路可選的時候，那政府真的要開始瞄準第三條道路了，瞄準我們說的改革，只有改革才可能化解這種兩難困局，幸好這也不是什么新路，而是我們曾經成功走過的老路，被實踐證明非常有前景的一條老路。
中國其實相對于西方國家最大的一個優勢在于，我們是一個轉型國家，我們的制度改進空間還很大，我們可以通過改革，通過制度變革，通過放松管制，開出一塊新的市場和健康增長空間。這種改革就激發出新的生產力，來化解現在的局面。所以政府才開始重視改革的意見，才重提改革，我想這其實也是這次把這些市場化改革派經濟學家請過去的一個重要背景。
但要靠危機來促改革只能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了，是交了巨額的學費才知道玩火會燒身。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在危機沒來的時候就看到違背經濟規律做事的危險，早早啟動改革？非要吃一塹才長一智？而且有時候吃了一塹也不一定長一智，要是被錯誤總結出個什么中國模式來，那只能是危機促發更大的危機了，別去想還能促成什么改革了。
中國改革的路徑就四個字叫國退民進
國有經濟其實又都是屬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動這些國有壟斷行業放開，這種利益糾葛是很難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親兒子開刀，是很難下手的。所以有時候也只能說是發發文件，哄哄那些干兒子，讓你知道當爹的也沒忘記你們，也很重視你們，但實際上是做不下去的
財知道：中國下一步改革的路徑是怎樣的？我們第一步應該做什么？
胡釋之：中國改革的路徑其實非常簡單，就四個字，叫國退民進。我們的所謂改革就是從一個絕對的公有制經濟，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經濟，向一個多元化的市場經濟改革，越市場經濟則國有經濟的比重越低，民營經濟的比重越大。
所以我們下一步改革的路徑很清晰，就是按照我們過去30多年走過來的路徑繼續擴大民營經濟的份額，減少國有經濟的份額。你要說再次改革，其實就是我們要搞再次的國退民進，啟發民間的企業家精神，這是改革的出路。
財知道：您怎么看待最近中央要求落實新36條，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有沒有實質性的作用？
胡釋之：這個其實溫總理在這次座談會上也談到，就是要辦幾件鼓舞人心的實事，這在新36條上是一個進步。我們講舊36條也好，新36條也罷，其實都是文件，都是口頭上的，都沒有落到實處，導致民間資本根本不信。所以不管是舊36條還是新36條，要發揮作用，要真正起到促進民營經濟的作用，第一條是要讓人相信，讓人相信你不是單單一個口頭文件，而是要辦實事。
為什么舊36條和新36條都會停留在紙面執行不下去呢？這里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裁判員和運動員是一起的，我們還有很大的國有經濟。像溫總理這次講的鐵路、能源、電信這些領域，都是所謂的國民經濟命脈，都是誰在把握？都是國有經濟在掌控。而國有經濟其實又都是屬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動這些國有壟斷行業放開，這種利益糾葛是很難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親兒子開刀，是很難下手的。所以有時候也只能說是發發文件，哄哄那些干兒子，讓你知道當爹的也沒忘記你們，也很重視你們，但實際上是做不下去的。
舊36條和新36條停留在紙面上，不管是之前叫鼓勵非公經濟發展36條，還是現在叫鼓勵民間投資36條，要干實事需要的是什么？那真的是要有壯士斷腕的魄力，要有大義滅親的魄力。所以我覺得重要的其實不是叫促進民營經濟的36條，而是叫限制國有經濟的1條。當然因為國有經濟它會給自己編很多維持它壟斷的理由，所以也可能我們需要有36條來反駁這些理由，去執行限制國有經濟的方針。
我們急需的是要做這個事情。民營經濟其實根本不需要政府任何的扶持，它唯一需要的是政府一視同仁，或者叫平等、自由。所以問題關鍵不在于給民營經濟什么特權，而在于削弱國有經濟的特權，問題不在于怎么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而在于怎么限制國有經濟的發展。如此才能真正激發年輕人的創業熱情，而不是考公務員進國企的熱情，如此才能真正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熱情，而不是移民熱情。
只有做幾件這樣的實事，才可能真正激發出民營經濟的活力，給中國新一代的企業家打氣，給中國下一步的經濟增長注入真正的活力。這次我看到像劉強東這種創業型的企業家也受邀出席了溫總理的座談會，這就是個很好的現象。前陣我和茅于軾到江蘇宿遷，在他們市委黨校演講時我就跟他們當地官員說，企業家是財富的最主要創造者，看宿遷對中國經濟增長能不能發揮更大作用，就看宿遷能不能冒出更多的劉強東這種的企業家，而看宿遷自己的經濟增長前景，就看有沒有更多的劉強東這樣的企業家去你那投資興業。企業家是最重要的資源。
如果改革，房價可能回歸到正常的價位
你像我們現在處理類似房價的很多問題，一方面是放水，不停地超發貨幣，然后導致房價起來，房價起來以后大家覺得是個問題，我們又用限購，靠加強管制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很多問題都這樣處理
財知道：如果像剛才您說的那樣，中國真的改革了，那目前的房價會不會發生暴跌，或者坍塌的一個局面？
胡釋之：這不是求之不得的嘛。我們現在的高房價不是一個正常現象，我之前總結了，一方面是說供給沒有放開，最典型的就是限制了土地的供給。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貨幣發行沒有受限制，導致貨幣量增長很快。最新的數據是M2已經達到92.5萬億，正加速向百萬億進軍。老百姓把多出來的錢換出去的需求很大，就去買房子等等，就用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房子，那就導致房價上漲成為一個問題。
如果真這么改革，比如18大以后真放開18億畝紅線。房價確實是有可能回歸到正常的價位上，這是一個好事。我們講正常的市場經濟其實物價不一定很高，其實更可能的是越來越低。這里我想拿房子做例子進一步總結一下。你像我們現在處理類似房價的很多問題，一方面是放水，不停地超發貨幣，然后導致房價起來，房價起來以后大家覺得是個問題，我們又用限購，靠加強管制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很多問題都這樣處理。一開始搞通脹，通脹起來以后又去找替罪羊，又去搞行政管制，去壓制價格，壓制需求。但我們真正要化解這個問題其實思路是要反著來，我們得一方面收緊貨幣，限制貨幣超發，另一方面放松市場管制，解除限購，加大土地改革力度，解除對土地供應的限制。
從這兩方面入手，把定價的權力交回給市場，這樣房價的問題就會得到很好的解決，它就有可能就會降下來。這其實也是以后，包括所有問題的解決都得在一個思路上有所轉變，最重要的是兩方面，一收一放，我們得收緊貨幣，放松管制，管好政府自己，還市場以自由。
胡釋之為宏觀經濟學者

作者: everfree 時間: 2012-8-28 11:36
郎咸平：中國經濟病入膏肓屌絲國度形成中

近日，網絡曝光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8月18日在北京璽源臺的業主見面會上的不公開經濟講座演講內容。郎咸平表示，中國經濟已病入膏肓。資源過剩、產能過剩、中國債務危機、通脹危機、民營企業危機、銀行危機、房地產危機和消費危機，八大危機是中國經濟的一座活火山，目前正是暗潮洶涌，就待某一天，從地底噴薄而出。以下是郎咸平在會議上的部分講話內容。

你們花時間來這里聽我演講，已經是看到今天中國經濟的空隙。在這個媒體的報導中，你居然發現的信息中發現許多報導的不真；中國經濟到底怎么了，我的答案就是——冰火兩重天，什么叫冰，今天的樓市和股市為冰，高檔樓盤高檔汽車高檔奢侈品高檔古董高檔藝術品高檔服裝為火。

其實你不用懂經濟，你生病的感覺就是冰火兩重天，發燒同時發冷。面對經濟有著冰火兩重天的感覺就是經濟也生病了，今天的危機我們的政府不堪病起，從而開錯了解決的藥方，結果病情更加惡化，甚至病入膏肓，這就是中國經濟的現狀。
中國經濟病狀

第一季度，冰箱銷售額下跌30%，4月份空調銷售額下跌20%，美的銷售額下跌22%，格力銷售額下跌20%。5月工程機械數據顯示，壓路機推土機下降30%裝載機挖掘機下降20%。上半年卡車下41%，其中重型卡車銷售量下降31%，昨天剛公布數據，昨天數據，生化煤炭集團，供應24列火車，但事實上只有4列而已。

按照政府公布的數據（但我對其可信度高度懷疑），鋼鐵企業與去年同期相比，利潤下跌96%，已經夠多了，但是我認為還不夠。造船方面，根據國際統計，登錄了182家造船廠，其中46家沒有造船。

輕工業方面，以我們熟悉的雅戈爾為例，去年裁員17,000人，今年第一季度利潤下跌30%，李寧利潤下跌64%，是該公司上市8年來第一次。

除此之外，我們政府這幾年瘋狂推動的高科技行業，比如，近三年推動節能減排不余遺力，現在卻面臨全面抨擊。

以光伏企業為例，去年尚德電力虧損4.8億美金，英利虧損5.09億美金，上半年所有光伏企業面臨全線倒閉的困境，但從去年八月份開始已經倒閉50%，11月開始，80%倒閉。

零售方面，蘇寧上半年利潤下跌三次，國美負增長。但上個月GDP增長7.6%，若確實是7.6%，那真正是漲。

結果今年6月22號紐約時報，7月12號華爾街日報，7月17號倫敦金融時報，三大國際最大最富盛名報紙同聲嚴厲譴責中國ZFGDP的數據全部造假。

真實的情況確實這樣的，從去年7月份開始，中國經濟領先全世界第一個國家進入探底。歐洲、美國不是很糟糕嗎？還敢相信媒體的報導嗎？其實最糟糕是我們自己，歐洲只是進入危機，中國是更可怕的危機。美國經濟已經領先所有國家回暖。制造業復蘇，中國經濟出現了什么危機？答案就是，與美國相反，制造業危機。中國誤看病情，從而開錯了幾個藥方

產能過剩危機

舉例說明，“以高鐵為例，開啟資金為1.2萬億。直至6月30號為止，高鐵總開啟資金卻為3.2萬億，資金缺口為2萬億”。以高速公路為例，4萬億高速公路建在中西部，卻基本沒有車在上面跑，直接導致產能過剩，在建過程中又消化鋼筋水泥的產能過剩。汽車12%產能過剩，十二五后40%；鋼鐵去年年底21%過剩，今天35%過剩；水泥28%；電解鋁35%，不銹鋼60%，農藥60%，風能發電70%，玻璃93%過剩，種種過剩。嚴重的產能過剩，必將帶來經濟的蕭條。而股市就是最直接的證據，截止到目前為止，70支股票跌到盡頭，其中70%為產能過剩，包括16家鋼鐵公司，8家高速公路公司，3家鐵路公司等等。

中國的債務危機

2010年政府總共投入了28億萬的鋼筋水泥。稅收8萬億，剩余的20萬億全是政府瘋狂印鈔。到去年10月份為止，我國共印鈔35萬億，國企拿了20萬億，地方鎮府拿了14萬億，地方政府14萬億一年的利息就是1萬億，地方鎮府還不起，只好違約。于是乎，中國債務危機開始爆發。4月18號云南、四川、廣東率先違約。也就在同一天，中國股票開始跌，并且自此開始跌跌不休。

而濫發鈔票也導致中國嚴重的通貨膨脹。去年百分之二十五，今年百分之十二。通貨膨脹導致購買力下跌。最終受苦受難的還是老百姓。

房地產危機

房地產危機更是風雨欲來。在中國多種投資渠道受阻的當下，大部份資金都流向樓市進行保值，連民企資金也不斷涌入進來。而在大量資金的進軍之下，近幾年樓價上漲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如何抑制火山爆發？郎咸平說，政府搬來一塊叫限購令的大石頭壓住了火山口。而房價也幾個月未漲。

但是，大石頭能壓住火山嗎？“火山突圍只有2個出口。第一個出口，從地殼的薄弱環節再度突出爆發，那就由地產零頭的五十幾個相關行業第三次探底。現在正在發生。第二個出口，巖石被融化，火山再度爆發。這就是為什么3月份前樓價一直沒漲，而到了7月份卻開始漲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樓市再度火爆。”

制造業危機制

造業危機那么制造業得了什么病呢？讓我們回到30多年前改革開放。今天，我不想談改革開放是否成功，但是有一點我確定的是，我們犯下了重大錯誤，那就是我們在我們國家簡單的定義為制造業大國，這個問題很嚴重。

何為制造業大國呢？那就是我們國家親手將制造業的其它三大非制造環節，包括1、產品研發，2、渠道物流，3、關鍵零配件，拱手讓給歐美。這問題非常嚴重，因為誰掌握這三大環節誰就掌握了制造業的定價權。

今天做制造業的企業家生活很是辛苦，每天從早到晚好不容易生產出產品，價格你說了不算，而是掌控了那三大環節的企業說了算。就以iphone為例，蘋果掌控產品研發和渠道物流，一個iphone可替蘋果創造360美金的價值，硬件廠商如英特爾掌握關鍵零配件，一個iphone可為其創造187美金的價值，而沒有定價權的制造大國，以熟悉的富士康為例，只能給富士康創造6塊5毛4美金的價值。

也就是說，一臺iphone，蘋果拿到的是富士康的60倍，英特爾則為其30倍。也就是說，一個沒有定價權的富士康，能拿到的價值只有6塊5毛4，利潤一定是最低的。

以去年為例，蘋果的利潤295億美金，英特爾的利潤129億美金，富士康的利潤7284萬美金而已，0.7億美元，簡直不成比例。到了03年之后，情況加速惡化，因為制造業的遏制競爭的開始，上市定價權加上遏制競爭，終于使得我們的制造業利潤大幅下挫。06年下半年，終于爆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制造業危機。由于制造業利潤頗低，于是乎從制造業拿出大量的錢不做，跑去炒樓炒股、紅木家具，終于導致06年的泡沫。

請記住郎教授名言，只要你在中國看到的泡沫，一定是一個更大危機的前兆。06年的泡沫，所象征的危機，就是08年6月份廣東、江浙制造業百分之二三十倒逆的前兆。去年前年，你們親身經歷的泡沫，他們所象征的危機，就是中國經濟病入膏肓。中國經濟惡化的速度，從來沒有如此迅速，改革開放來還是第一次。

作者: leftwall 時間: 2012-8-28 13:08
經濟不會倒塌，只會側滑~

作者: jeffhu2006 時間: 2012-8-28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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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心結 時間: 2012-8-28 14:45
呵呵，我還是持悲觀的態度，這家伙只是出來試探口風的

作者: wanghejin 時間: 2012-8-28 15:42
危機好，危機了，上面束手無策了，真正的經濟學家有效的改革策略才可能占領語言陣地。
早死早托生。
其實倒不是御用文人沒有足夠的智商，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是被迫選擇性思考。
只有外部矛盾積攢到無法拆解時，才能迫使人們選擇真理。

作者: everfree 時間: 2012-8-28 19:29
創新是在一個寬松、自由的環境中，自由的思想不斷嘗試、不斷突破的過程，它的失敗是大概率事件。我們的社會文化，自古以來都是成王敗寇，這個成王敗寇的社會文化對創新產生了潛在影響，要推動我們國家的創新活動，需要改變這樣一種觀念，失敗者也是光榮的，因為你們已經嘗試過了，因為你們已經體驗過了，無論成功與失敗，你們的生活和那些平庸者將是不一樣的。

作者: 芳草碧連天 時間: 2012-8-29 19:30
別人做出什么我們再去做，我們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發展.這才是告別舊模式，探索新道路.三千年想飛天到現在才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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