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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95年左右，元朝元貞年間，一艘海船開進了海南崖州水南村西邊的港口。城西廣度寺里的一位女冠聽說了有外面的海船過來，心里忽然一動。自從十四五歲從老家松江府烏泥涇輾轉流落至崖州，她已四十年沒回過家鄉。如今海風既起，秋雁齊飛，似乎也該到了歸去故鄉的時候。
后來陶宗儀撰寫的《南村輟耕錄》里，記載了這位女冠的返鄉：“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桿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矣。”
很多年后，從崖州將攪車、椎弓和三錠腳踏紡車帶到松江的黃道婆，將被當地人建祠祭祀，供為“織女星”、“先棉神”。而她的故鄉松江府，則會成為全國的紡織業中心。松江府所出產的松江布，從明朝隆慶開關后，一直到清朝鴉片戰爭之前，都在國際市場上一騎絕塵，為中國吸納來自全世界的貴金屬。
西班牙和葡萄牙從土著手里搶來的白銀，大半通過貿易流入了中國，換回了棉布、絲綢、茶葉和大黃。
同一時期的英國人，此時正在努力逼迫國內的自耕農破產，讓他們把耕地交出來，變成草場，拿來養羊。在公元1300年的英國，光是羊毛一項，就占據了全國貿易出口總額的93%，一艘艘滿載羊毛的船從英國港口出發，途經佛蘭德，流向歐陸。很多年后，英國將會發展起自己的棉紡織業，此時為了養羊而發起的圈地運動，將為棉紡織廠提供最好的工人來源。
但此時，無論是英國還是整個歐洲，都還沒有棉紡織業。雖然早在公元前4世紀，棉花和棉制品就曾傳入過歐洲，但是以歐洲的氣候和維度，適合種棉花的地方實在是有限，也就是在意大利北部還有一些棉花產業。在大多數普通歐洲人的認知里，棉花就是一種“長在樹上的綿羊”，說不定夜里還會低頭偷偷喝水。
歐洲固然缺乏種植棉花的地理環境，但兩百多年后的三角貿易，又用一種另類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故事是從公元1488年初開始的。那一年，拿到葡萄牙王室贊助的迪亞士船隊，抵達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四年后，哥倫布帶著他用西班牙王室的風險投資組建的艦隊，到達了美洲的巴哈馬群島。歐洲和非洲、美洲相繼貫通。
三角貿易的三個角，已經齊備了。商船會從歐洲出發，載著槍支和鋼鐵前往非洲，在那里從當地酋長手中，把滿船貨物變成滿船的黑奴；接著行經大西洋，到達美洲，用黑奴在美洲殖民地的種植園里換回包括棉花在內的各種農產品；最后再把這些原材料帶回歐洲，販賣給工廠主。
三角貿易本身具有自循環的能力，奴隸商人和酋長會用槍和鋼鐵武裝自己，抓來更多的奴隸；而更多的奴隸，又會在種植園里種下和采摘更多的煙草和棉花。來自印度的棉花種子，被來自非洲的奴隸在美洲的種植園里種植和采摘，最后被歐洲的工人在工廠里紡成紗。
就如同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里所說的一樣：“帝國擴張、掠奪土著和奴隸制這三個步驟，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以及資本主義的最終出現中，處于核心位置。”
棉花，是資本的財富鑰匙。也是黑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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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歐洲的紡織業已經動用了奴隸制，依然無法在和中國的棉布貿易中取得優勢。古代中國的棉紡織業，已經把小農經濟下的手工業水準發展到了巔峰。明朝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載：“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松江，漿染尚蕪湖。”當時又有諺語，“松江棉布，衣被天下”，和宋朝的“蘇湖熟，天下足”一樣，都是以數地之力，支撐起全國市場的需求。
從黃道婆開始的松江棉紡織業，往單一技能樹上加點五百年的成果，就是在技術被徹底拉開代差之前，全世界無人能敵。據統計，到了清咸豐年間，僅松江一地的產量，就足以供應全國三分之二的布料市場。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傾銷：松江府對國內其他地區棉紡織業的傾銷。但是在有大一統中央政府的情況下，以全國內需供養松江，松江賦稅同樣會被用于西北。至少，肉爛在了鍋里。 另一邊，面對鐵板一塊的中國市場，英國人麻了。不過不要緊，英國的紡織品賣不進中國市場，難道還不能往葡萄牙傾銷么？在紡織業工廠主的推動下，英國與葡萄牙在公元1703年簽訂了《梅休因條約》。條約規定，葡萄牙對來自英國的紡織品只征收15%的關稅，而英國則給來自葡萄牙的葡萄酒同等的關稅優惠。
英國的本土釀酒業，就這么被英國的紡織業給賣掉了。以種植經濟為核心的農場主，在初步資本化的工廠主面前顯得弱不禁風，幾乎沒有組織起什么有效的反抗。曾經被英國釀酒業主導的波特酒，成為了葡萄牙的瑰寶，直到今天，葡萄牙仍然是歐洲第五大葡萄酒生產國。 作為交換，葡萄牙得到了葡萄酒這個支柱產業，而英國則兵不血刃地得到了一個毫不設防的紡織品傾銷市場。以葡萄牙本土紡織業的破產為代價，英國壯大了自己的原始資本。既然葡萄牙是英國世代相傳的盟友，那么為日不落帝國的崛起流一點血，也是很正常的吧？
此時的英國，沒時間為盟友的破產流多少眼淚。因為下一步，就是對中國市場的入侵。 傾銷，傾銷，傾銷。這個詞如此輕飄飄，卻又如此沉重。據梁方仲在《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入》中的統計，中國借助在國際貿易中的順差，獲得了大量的貴金屬儲備：從公元1573年到公元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對中國白銀的輸入，至少在一億兩白銀以上。
這筆錢，已經讓西方世界眼饞得太久、太久、太久了。在幾百年間，中國的紡織品市場一直被松江保護得很好。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又一直被黃道婆留下的遺澤保護得很好。直到公元1733年的到來。 在那一年，英國機械師約翰·凱伊發明了飛梭，大幅提高了織布效率。而32年后，英國蘭開夏的織工哈格里夫斯又發明了珍妮紡紗機，將傳統手工紡紗的效率提高了8倍。英國人也有了自己的黃道婆。在瓦特改良的蒸汽機普及到蘭開夏的機械紡織廠里面后，英國棉布的生產成本更是被降低到了一個可怕的程度：即使加上運輸到中國的物流成本，仍然能做到和中國本土布料價格相同的情況下，“寬則三倍”。
公元1831年，中國的棉紡織品貿易由出轉變為入。自從黃道婆從崖州回到松江以來的五百年間，這是來自海外的洋紗和洋布頭一回打敗中國本土的棉布。傾銷來了。雖然由于瓷器和茶葉貿易的存在，中國的整體對外貿易仍然保持出超，但以松江布為代表的傳統手工棉布的時代，已經迎來了落幕。
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松江布一直是全世界最頂級的手工棉布。松江沒有敗給蘭開夏，而是敗給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英國獻祭掉的釀酒業，和上百萬被圈在工廠里的英國棉紡織工人。
得到什么，就會失去什么。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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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國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貿易逆差的時候，日不落帝國的財富正在飛快聚集。一場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工業革命，把這個島國推上了世界的王座。綿延整個地球的海外版圖和殖民地兵源，讓英國在一百多年后仍然有底氣說：“在流干最后一個印度人的血之前，大英帝國絕不妥協。”
但是另一方面，似乎不需要等到一百年后，也不需要等到印度人的血流干，英國工人的血，就已經要瀕臨干涸了：工廠在吸納就業的同時，也摧毀了原本的手工制造業，造成了手工業者的批量失業和就地進廠。工業革命在讓英國變得強大、讓貴族和資本家獲得財富和話語權的同時，也讓底層普通人不得不被更高效地榨干。
在手工制造業的時代，熟練工是重要的資產，掌握手藝的人需要投入大量時間，還需要消耗很多原材料培養手感。但是在機器大工業生產的時代，工人只需要簡單培訓就能上崗，生產效率由機器效率決定，一個熟練工的價值并不比一個新手高出太多。在資本家的邏輯里，只要能逼迫工人持續工作，一天工作的時間越久，生產成本就會越低。
于是，工人變成了消耗品，一個個死在工廠里，又一個個被抬走。等到破產農民和破產手工業者全部填進去都不夠用的時候，英國議會干脆在公元1834年通過了《濟貧法（修正案）》：直接抓乞丐進廠。 據史料記載，公元1835年，在英國棉紡織廠二十一萬九千名工人中，十三歲以下的兒童占四萬九千，十三歲至十八歲的少年占六萬六千，成年婦女占六萬七千。懷孕女工為了不被克扣工資或解雇，不得不進行墮胎或在機器旁分娩，產后一個星期就要上工。
九歲到十歲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點鐘就從骯臟的床上被拉起來，為了勉強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點鐘。他們四肢瘦弱，身軀萎縮，神態癡呆，麻木得象石頭人一樣，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
公元1840年，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壽命為十五歲，曼徹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歲就死亡。史書上的數字，從來不只是數字。每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語背后，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乃至一個個家庭。
工業化的力量如冰山般顯現的同時，工業轉型的陣痛也在浮出水面。工業化初級階段的核心燃料，是人命。紅利，紅利，紅是血的顏色。這一切只有在工業生產開始自動化，擺脫了熬人力的初級階段后，才能得到解決。在此之前，工廠里那一臺臺蒸汽機驅動的巨大機器，消耗的燃料不只是煤炭，更是英國工人的血。
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是摸著石頭過河，英國工人就是被摸的那塊石頭。他們付出了代價，所以也嘗到了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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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英國那場從十五世紀開始的、持續了三百年的圈地運動，到達了最高峰。
公元1760年到1769年的十年間，英國有七十多萬英畝土地被圈占。失去土地的破產農民，一部分流入了城市的作坊工廠，就地轉型為產業工人。他們忍受著每天12小時甚至16小時的工作時長，無比懷念還能當農民的日子。 而另一部分，則去了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成為了種植園的農場主和走私販子。這是屬于英國農民的“入關”。幾年后，一群走私販子會喬裝打扮成印第安人，在波士頓灣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船茶葉傾入大海。沒有人知道，這些人中是否有當年從英國遠走的破產農民。
不過不重要了，他們即將獲得一個新的名字：美利堅。公元1776年，美洲殖民地代表在費城通過了《獨立宣言》，美國宣布建國。
失去北美這個泄壓閥后，英國的國內矛盾沒了出口，日不落的版圖上多了一大塊陰影。而且這塊陰影還挺鬧心，時不時就跳出來提醒一下英國自己的存在。就像第一次英法百年戰爭后，英國天天琢磨著從佛蘭德偷技術一樣，美國也繼承了英國的傳統藝能：盜竊紡織技術。 建國十五年后，美國開國元老、首屆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寫了三份國事報告，分別是《關于公共信用的報告》、《關于國家銀行的報告》和《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三份國事報告中，前兩份報告最終在國會上通過并成為法案，但最后一份《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卻成為了漢密爾頓唯一一份沒有被國會通過的報告。
對當時的美國來說，作為一個還以種植園經濟為主的農業國，漢密爾頓對于制造業的投注力度太嚇人了。在這份報告中，漢密爾頓提出，可以實行大量措施保護美國尚處幼稚階段的制造業，哪怕這些措施顯得很流氓。在接下來的論述里，漢密爾頓把制造業抬高到了涉及國本的地位：“不僅富足，而且一個國家的獨立與安全，都是極大地與制造業的繁榮聯系在一起的。”
既然制造業這么重要，那么我往英國派幾個技術間諜，也是很正常的吧？于是在公元1810年6月，一個叫弗朗西斯·洛威爾的美國人帶著家人去了趟英國，順便逛了逛曼徹斯特和蘭開夏的紡織工廠。
這一“閑逛”，就是兩年。兩年后的夏天，他在回國的路上被人截住，英國人覺得準能從他的行李里搜出一些紡織圖紙或者零件啥的。但他們什么也沒找到：弗朗西斯·洛威爾的行李箱里，沒有任何與紡織技術有關的東西。 他全都記在了腦海里。回到美國后，弗朗西斯·洛威爾迅速開辦了自己的紡織廠，用的都是憑記憶復刻出來的最新的英式設備，甚至還略做了提升改進。
雖然美國工業革命的起步要比英國晚30年，但是在各行各業的“弗朗西斯·洛威爾”幫助下，美國很快就抄全了作業，補足了工業基礎。緊隨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好運。 在19世紀下半葉，隨著英國產業的高度發達，國內的機械設備老化、而用工成本卻逐漸升高，英國資本開始找接盤俠。大量的實體產業被英國輸送到了歐洲大陸和北美大陸，工業門類齊全，并且極度重視制造業發展的美國，抓住機會拿到了最大的好處。很多當年的商業間諜和技術大盜絞盡腦汁都弄不回來的東西，被英國資本家連人帶產線一起送到了美國。
但光是能把東西造出來還不夠，還得有地方賣出去。英國當年可以把商品傾銷到北美和印度，美國自然也需要找到一個能承載國內溢出的工業生產能力的市場。有足夠的市場來承受過剩的工業產能，企業才有進一步擴大生產和改進技術的動力。這個市場最好是一個農業國，并且盛產金銀。 美國選中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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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公元1853年，那四艘從美國弗吉尼亞出發，燃著濃煙、通體漆著黑色柏油的黑船叩開了日本國門后，美國和日本的不解之緣就開始了。繼英國對清朝進行的炮艦外交之后，美國也有樣學樣，開著軍艦對日本幕府喊話：開門，自由貿易。
但是以日本當時的生產力，除了裝在稻草編織袋里的海參和魚干，還真沒什么東西能對外銷售。所謂自由貿易的結果，就是白銀和黃金的單方面外流。很快，以洋紗、洋布為代表的來自工業國的低成本貨物無可阻擋地擠占了日本市場。
傾銷，傾銷，又是熟悉的傾銷。手工業者大量破產，本來就發展得不怎么樣的本土紡織業被沖擊得一塌糊涂。但痛苦中也隱藏著機會。通過對外國紡織技術的山寨，日本的棉紡織業用很低的代價就實現了從0到1的工業化。
工業化是有慣性的，一旦開始，就再也無法停下來。從公元1887年第一個引入蒸汽罐和蒸汽機的富岡繅絲廠開始，日本各地的工業化紡織廠遍地開花，很快就完成了從1到1000的復刻。 來自破產農民家庭和手工業者家庭的女工紛紛涌入繅絲廠，她們日夜兩班輪崗，讓機器晝夜不停地運轉，就像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國曼徹斯特和蘭開夏的工廠中所發生過的一樣。日本把國運，賭在了紡織女工們的雙手上。 時間來到公元1932年。這是日本昭和時代的第6年，昭和風氣還沒有完全形成，但日本已經有了很多非常“昭和”的人。經濟學家赤松要就是其中之一。在觀察了這些年日本棉紡產業的發展情況后，他發現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我們的工資低。 別笑。對于當時的日本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關鍵性的、某種意義上也是唯一的優勢。那一年，他發表了一篇經濟學文章，叫《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在這篇文章里，他提到了一個雁行模型理論。按照這個理論，日本的棉紡織產業發展，是三只先后起飛的大雁。第一只大雁，是被歐美國家傾銷之下的進口浪潮。第二只大雁，是山寨，山寨，再山寨，學會了歐美國家的技術以后，再用極低的人工成本和資源成本，生產出更便宜的本土商品。第三只大雁，是一只復仇之雁。
來自日本的廉價紡織品占領了國際市場，開始反向擠壓歐美國家的棉紡織產業。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的產業資本賺取了大量外匯，這些外匯又可以買回更多的紡織機械，讓日本的工廠嘗試進行機械仿制和生產。在生產紡織機械的過程中，日本培養出了自己的機械工業，順便催熟了機械工業配套的鋼鐵和機電產業。
接下來的時間里，以少女為驅動力的棉紡織業自下而上推動著日本的產業結構，一步步往更高的層面發展。當年第一批進廠的少女已經嫁為人婦，但永遠會有新的年輕人進廠。
一直到赤松要發表完這篇論文的十幾年后，日本的很多繅絲廠里，仍然掛著“生絲就是外匯”的標語。標語下面站著的，是日本燃燒了幾代人的鬼魂。 紅利，紅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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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十四年后，日本無條件投降。篳路藍縷建立起來的工業體系，終于被日本習慣性地賭國運，給賭炸了。
久賭必輸，何況日本次次梭哈。二戰結束后，日本只能靠犧牲民生維系工業的“傾斜經濟”策略，才保留了一點工業火種，一直茍活到了公元1950年。
那一年，朝鮮戰爭爆發。這一戰，讓中國重獲國際地位，打斷了美國人的亞太地區戰略，也給了日本制造業第二個機會。 因為離朝鮮近，并且具備基本的工業能力，日本被美國當成了戰爭補給基地，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國在日本采買了大量的工業物資。突如其來的巨大外需猶如給半死不活的日本經濟灌了三斤夜里猛，讓日本的產業資本一下子支棱了起來：光是為美國大兵修車，就拯救了戰后稀爛的日本汽車制造業。 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刺激下，日本制造業逐漸復蘇。與此同時，第二次產業轉移發生了。第一次產業轉移，是英國到美國。第二次，是美國到日本。20世紀50年代初，隨著國內自然資源和人力價格的上漲，美國的資本集團開始在全球尋找成本更低、并且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區域，然后把國內的工業轉移過去。
工業于一個國家的戰略意義當然很重要，但是當工業變得沒那么賺錢，尤其是出現了其他明顯賺錢更多而且更輕松的生意時，資本就會自發地找到退場的路徑。而在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的對比下，工業頓時不香了。
戰后重建中的日本，引起了這些資本集團的注意。在成為第一次產業轉移的接收地后，日本制造業以饕餮般的食量，瘋狂引入歐美資本的重工業技術。日本企業搞重工業的思路非常清晰，就像當年搞棉紡織工業一樣：先幫歐美廠商代工，同時山寨對方技術和設計，然后利用更低的人力成本和規模化效應，生產出更多更便宜的工業產品，反過來再賣給歐美市場。
成立于公元1965年的愛信精機，是豐田和美國博格華納的合資公司，剛開始使用的是博格華納授權的技術，但現在愛信AW生產的汽車變速器市場占有率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 一切就像是公元1932年赤松要雁行模型理論的plus版，只是這一次，反噬西方國家的那只大雁，從布料變成了汽車，體量更大，力度更猛。公元1961年，日本汽車產業體量超過意大利，達到世界第五；公元1966年，超過英國，達到世界第三；公元1968年，超過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公元1980年，日本汽車產量突破一千萬輛，占當時世界汽車總產量的30%以上，成為世界第一。 到了80年代初期，日本汽車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了20%，而太平洋的另一邊，美國汽車在日本的市場份額卻接近0%。美國汽車工業的后門，被日本沖了個稀爛。
這是產業轉移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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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汽車工業的崛起，間接導致了美國“汽車之城”底特律的衰敗。
在那首說唱歌曲《Welcome To Detroit》里，埃米納姆唱著：所有潛藏的罪惡之念，就在這底特律但你看不見。和底特律所在的密歇根州一樣，埃米納姆出生的密蘇里州也屬于鐵銹帶地區。自從第一次產業轉移后，這些地方就陷入了持續的經濟衰退和結構性失業。貧窮和失業的必然衍生物，是五花八門的暴力犯罪。此時，人們對底特律的稱呼已經從“汽車之城”變成了“罪惡之城”。 公元2013年底，這座曾經代表了美國重工業制造中心的城市，在美國聯邦破產法官羅茲的裁決下正式破產。底特律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破產市政府的同時，仿佛也宣告了美國重工業的薄暮。 同樣也是在這一年的年底，小李子主演的電影《華爾街之狼》上映。美國夢的具象化，已經從傳統的制造業大亨變成了金融巨子。金融贏得一切。金融失去一切。很多年后，有個叫萬斯的美國人會寫一本叫《鄉下人的悲歌》的回憶錄，描述資本帶著重工業從美國撤退后，留在鐵銹帶的那些普通人過著什么樣的生活：充滿著藥物濫用、酗酒、貧窮和精神創傷。 當自動化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工業和民生的利益就一致了。失去了工業的鐵銹帶，也斷送了民生。雖然從萬斯的外祖父母、母親、阿姨、叔叔，到他的姐姐，每一個人都努力想要從底層躍遷為中產，但是，內卷救不了美國。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擺脫了身上世襲的貧窮。
就在鐵銹帶的普通人染上大麻的同時，房地產和金融業也成為了20世紀70-80年代美國資本的大麻。大麻抽多了的結果，一定不是自發地戒掉，而是覺得大麻都沒勁了，轉頭就染上冰毒和海洛因。
時至今日，美國之子巴菲特都已經成了登不上新時代的船的“老錢”。輪到硅谷的互聯網新貴們，開始加速盤算起更快捷、更賺錢的買賣。賭桌上的玩家換了一輪，玩法更新了好幾個版本，只有籌碼還是那些籌碼。依然在熱切地尋找著杠桿更高、更刺激的游戲。 不死，亦不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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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要是在公元1974年死的，他活到了78歲。這個時間非常湊巧，剛好在人生的最后階段體驗了日本戰后經濟的崛起，又剛好錯過了幾年后日本經濟的撲街。
他是在日本的高潮中死去，就像伍迪艾倫的《倒序人生》一般。如果他再活六年，就會在公元1980年看到日本汽車產業體量達到世界第一后，通用、福特和克萊勒斯是如何聯合起來向美國聯邦政府施壓的。
美國政府治不了資本家，就開始治日本。而日本政府看了看美國駐扎在橫須賀港的第七艦隊司令部，果斷在零點幾秒內給美國車企磕了個頭，“自愿”限制日本車企對美國市場的出口量。公元1981年，日本對美出口汽車規模限制在168萬輛，公元1982年限制在193萬輛。到了公元1987年，美國又玩了一個更騷的操作：對日本汽車征收100%的關稅。 但無論是對日貿易管制還是關稅，都沒能挽救美國制造業的頹勢。日本車企為了繞開貿易管制，就在本土生產零部件，然后送到美國去組裝。美國強行讓日本車賣高價，就大搞品牌營銷，提高汽車附加值，做高端車型，繼續跟美國車企搶市場。
然后美國政府就抓瞎了，很多官員開始懷疑人生：日本的車企為什么這么能打，他們是不是有高達？高達系列是公元1979年出的，算算時間，這個時候也差不多該傳到美國了。
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了公元1985年，那一年美國、西德、法國和英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拉著日本人在紐約廣場飯店開了一個會。這個會的表面目的，是解決美元太值錢的問題。會議上五國簽了一個協議，規定日元和馬克應該大幅升值，并且協議簽署后，各國央行開始陸續拋售美元，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這一上一下之間，日元相對美元值錢了一倍。 美元估值的泡沫問題解決了，日本經濟的泡沫吹起來了。在廣場協議簽訂后的十年間，日元幣值持續走高。對國際資本而言，即使日本股市和房市紋絲不動，僅靠日元的升值，投資日本股票和日本房地產業也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更何況，日本國內的情緒早就已經狂熱起來了。即使沒有國際資本的涌入，股市和房市一樣會膨脹。國際資本的炒作加上國內的狂熱氛圍和盲目樂觀情緒，雙管齊下，日本經濟直接爆炸。 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一般認為廣場協定給日本經濟點了一把火。但如果只是廣場協定，最直觀的影響，也無非是美國資產變便宜了，日本資產變貴了。頂多美國人少買日本資產，日本人多買美國資產；美國資本不流向日本，日本資本大量流入美國。這只是一個美國抓著日本抽血，然后給自己打進去的事情，美國并沒有想把日本抽死。真要是把最慫又最有錢的那個抽死了，以后抽誰，抽墨西哥的大麻嗎？
按理說，日本汽車被美國加關稅加到100%都能賣進美國市場，升值一倍也無非相當于把關稅加到200%。對日本經濟而言，本來應該是傷筋，但不動骨。但問題就在于，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不講道理的。
美國人怎么也沒想到，日本竟然會這么虎。在發現日元升值導致外貿經濟陷入停滯后，剛過了一年，日本政府就敢為了短時間內促進GDP增長而降低利率，搞寬松貨幣政策。結果日本國民一方面發現存款拿不到多少利息，儲蓄率大降；另一方面發現貸款不用付多少利息，但是炒股和炒房卻回報率很高，紛紛開始向銀行借錢投資，或者大肆出國消費。
拿著自己用紙印的鈔票買其他國家真材實料生產出來的商品，這本來是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后才有的待遇。這種行為的前提，是美國政府每年花掉的相當于其它十幾個國家軍費總和的軍事開支，逼迫全世界都不得不為美國人買單。而吊詭的是，日本此時只是經濟上養肥了，但沖繩還駐扎著美軍基地呢，竟然就也準備“享受享受”了。 可能這便是日本人所推崇的那種，如煙花般絢爛而轉瞬即逝的美吧。但即使是曇花一現，先爽到的也永遠不是普通人，而是資本。就在日本的普通人為被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聯手抬高的房價而蛋疼的時候，日本的大企業正在美國快樂地買買買。 當然，不是收購實體資產。日本的經濟崛起，本來就是因為實業在歐美資本看來是一塊已經被時代淘汰的雞肋，才吃到了這塊歐美資本主動拋出來的“過期蛋糕”。幾十年后的日本資本，又怎么會回過頭去接歐美實業的盤呢？
資本在所有國家的表現都是一致的，和膚色無關，更和語言無關。公元1989年，在索尼創始人盛田昭夫的推動下，索尼花34億美元并購了美國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繼一年前索尼花20億美元兼并美國CBS唱片公司之后，再次創造了日本企業兼并史上的最高紀錄。 同樣也是在這一年，日本政府發現事情不對后，終于后知后覺地實施了貨幣緊縮政策，戳破了經濟泡沫。但為時已晚，在股市和房地產上借錢梭哈的普通人已經太多太多了。甚至很多人是加杠桿買股票和買房的，泡沫一破碎，股價和地價短時間內下跌了一半還多，這些人立刻杠到了蛋。那段時間，日本的摩天樓上天天下餃子，樓下成為了高危場所，如果在天臺下方呆久了，很有可能在一天內被十幾個跳下來的人輪番砸中。
這一年后，日本經濟進入了漫長的衰退期，史稱“失去的十年”。雖然說是說“失去的十年”，實際上到現在都三十多年了，日本還是沒完全緩過勁來。 更蛋疼的是，日本跌倒了，但美國也沒能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美國的出口貿易還是沒有什么起色，只是從對日貿易逆差，變成了對中貿易逆差，最后一算，還是貿易赤字，而且還赤得更多了。
美國搞死了日本，但沒救回自己。世界就是一個草臺班子，大家都一廂情愿，只想唱自己寫好的劇本。有時是你方唱罷我登臺，有時是大家一起上場。總歸是鬧哄哄亂糟糟，誰也不順心。然后為他人，做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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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日本因為金融問題而焦頭爛額的時候，世界制造業的格局已經悄然發生了兩次巨大的改變。 20世紀70年代，就在日本陷入泡沫經濟前夕，第三次科技革命發生了。日本的低端產業，遇到了和當年的歐美一樣的問題：生產成本太高。當年日本從歐美國家手中接過來的低端制造業，又逐漸轉向了亞洲四小龍。 首先離去的，是對成本變化最為敏感的鞋服產業。阿迪達斯、耐克等品牌最初將生產基地設在歐美，在第二次產業轉移中在日本落地，此時又隨著第三次產業轉移，將代工廠選在了成本更低的韓國和臺灣。鞋服產業的敏銳性，讓它成為了產業轉移的發令槍，鞋業去了韓國和臺灣，制衣業則去了香港。 在鞋服產業遷徙后，其他代工類產業也緊跟其后，撤離了日本。日本跌倒，四小龍吃飽，在吃到第三次產業轉移的紅利后，亞洲四小龍很快富裕了起來。
日本讓出的半導體市場泰半被韓國拿走；臺灣轉向了電子代工，富士康就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的，之后又陸續有了聯發科和臺積電；香港在短暫的鞋服產業聚集后，和新加坡一樣主要做國際貿易和金融服務業為主。新加坡在政府主導下，重注了電機工業和航空業，并且引入了大量國際金融機構，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務。
雖然四個地區的產業形態、模式各不相同，但它們的地價、房價和人工成本都變得很高。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有給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存空間。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依然是以跑路賊快的鞋服產業為排頭兵，世界范圍內的各種產業都開始了重組性轉移。這一次，是歐美日本連帶著亞洲四小龍一起，逐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些低技術型產業向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轉移。
經過了改革開放的中國內地，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去承接這一場浩浩蕩蕩的全球產業轉移。此時人均偏科的四小龍已經被塑造成了極度依賴外部市場的形狀，失去了構建完整工業結構的機會。 當然，或許它們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機會：公元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了。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四小龍和四小虎的經濟幾乎被國際資本輪流干碎，造成的第一個影響，就是破產潮和失業潮。
公元1998年的韓國漢城基督教醫院，一個半昏迷狀態的小男孩在律師和警衛的看守下被送走。這是滯留在醫院里的最后一批病人。他們離開后，醫院的大門就被鏈條鎖上了，所有值錢的醫療設備和藥物都被搬空，用來抵償這家醫院欠下的債務。自從這家醫院在亞洲經濟危機中破產后，醫院的員工就再也沒有拿到過薪水，到徹底關院那一天，每人被拖欠的工資平均下來已經超過了700美元。 面對欠薪，他們茫然無措，仍然按照慣性每天去醫院上班，期待著醫院老板有一天會把欠他們的工資補上。醫院老板曾想讓警衛把他們全部趕出去了事，但是幾乎所有人都不愿意離開。醫生和護士癱坐在空蕩蕩的醫院走廊上，只有在警衛拖拽他們的時候，才睜大眼睛用手抵住門框和一切他們還能抓住的東西，試圖留在這個他們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
這一幕，在當時的韓國，幾乎每天都要發生100起以上。從醫務人員到汽車制造廠的工人，再到商店的售貨員，任何一種職業都在失業的危機前人心惶惶。在這一刻到來前他們從未覺得自己是同一類人，直到現在，他們有了同一個名字：被拋棄的人。 破產的英國農民還能去北美殖民地，失業的日本手工業者還能進廠，但是全國的經濟一起崩潰的時候，這些韓國人還能逃往哪里呢？
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轉移，在短暫的柔情蜜意后，終于露出了猙獰的一面。資本在來的時候帶了幾顆種子，但走的時候會掏空所有收成。留不住的財富，做不完的美夢，合不攏的指縫；終究是，兩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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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狂奔的四小龍，在金融危機中被迫用前列腺剎了車；往韓國和東南亞做了大量投資的日本，也順勢撞到了蛋。在泡沫經濟破裂后休克了小十年的日本，經濟狀況好不容易才有了一點起色，差點又被韓國和東南亞的風波弄得閉過氣去。
時也，命也。日本經濟這一次的拉胯，是偶然，也是必然。其病根不在于對韓國和東南亞的投資，而是從當年的廣場協議后，日本國內資本大量撤出實業、投身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時，就已經深埋。現在我們都知道，這個叫做空心化。 當時賺錢賺的有多爽，往后被國際資本折騰起來就有多酸爽。無論是對人還是對國家來說，有一句話其實都是通用的：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但那時，日本還太年輕。第二次產業轉移，本來應該是日本最重要的一次機會。日本抓住了機會，但沒完全抓住。時代不會等日本醒悟。這一次世界制造業的主角，已經換上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中國大陸。
對中國現代紡織業來說，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指中國內地成為了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地利，是指公元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內地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帶來的政策優勢；人和，是指國內相對便宜的人力成本，和國企改制后大量需要注入國際生產秩序的老國企工廠。
今天全國最大的棉紡織綜合集團魏橋集團、世界最大的牛仔產業集群廣州增城新塘牛仔基地，以及國內產值第一的牛仔布供應商黑牡丹，都發源自20世紀80年代。那是夢開始的時光。 魏橋集團的前身，是鄒平縣第五油棉廠。在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中，魏橋集團是在公元1985年秋天的一次旱情中締造的。在那次旱情中，油棉廠收來的棉花賣不出去，時任廠長的張士平便集資建了一座毛巾廠，開始生產和銷售棉制品。很多年后，油棉廠和毛巾廠變成了魏橋創業集團，其總部所在的魏橋村，成為鄒平縣最富裕的村莊。
村民們蓋起了貼滿白瓷磚的二層小樓，把房間一間間租出去，樓下的商鋪，一天最少得開門十八個小時。在新世紀初，紡織工人們會統一來到魏橋村報名，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生產區。走之前，他們會在街上的翠珍綜合超市買齊日用品，如果想念家人了，也可以來到公話超市給家里打電話。二角五分錢一分鐘的長途電話費用，對當時一千七八百一個月的工資來說并不算廉價，但已經足慰相思。
那時他們主動、自信、熱切且年輕，下班后在工廠周邊閑逛，廠區有繁華的商鋪和烏泱烏泱的人群。就像黃金時期的美國工業區，一切都夢回鐵銹帶生銹之前。 如果說魏橋集團的誕生還因為“大旱”這樣的氣候原因而略帶傳奇色彩的話，那么廣州增城區新塘鎮的牛仔產業集群，就是一點一滴從第三次產業轉移中積攢出來的。
在上一次產業轉移中，香港接手了從日本轉移來的制衣業，并一度發展為香港的支柱產業之一。而隨著港產服裝在國際上越來越好賣，香港的很多制衣企業開始想辦法擴大規模，同時準備把制衣廠遷到成本更低的地方。順便，把看起來不上檔次的牛仔布產業送走，不要影響了香港的樓市。
在第三次產業轉移中，先一步接納了香港制衣業的，便是增城新塘鎮。別人給不了的政策優惠，我給；別人不愿意干的低附加值工作，我干；別人不愿意承擔的環境壓力，我承擔。
差不多是在80年代初，港商黃炳棠回到家鄉新塘鎮探親，聽說了當時新塘鎮提出了一個“三來一補”政策承諾：只要企業有華僑參與投資資金、設備或技術，工廠開辦的前三年可享受免稅優惠。黃炳棠心想這真是想睡覺來了枕頭，遂創辦了新塘鎮制衣廠，也就是新塘鎮第一家牛仔制衣廠。 三年后，黃炳棠的工廠免稅期滿，他便撤資不再辦廠。結果他弟弟黃林又來了新塘鎮大敦村繼續辦廠，繼續免三年稅。 很多之前在制衣廠上過班的大墩村村民，一看黃林的牛仔制衣廠辦得挺賺錢，也跟著辭職去辦廠。而且“三來一補”只說有華僑投資就可以免稅，又沒規定要投資多少——誰家還沒有個華僑親戚了，讓他們掛個名，投資的錢自己出都行。
新塘鎮是個典型的“僑鄉”，據當地《增城縣志》記載，在清朝道光年間，新塘鎮就有人出海謀生，遠達美洲，通過做小生意起家，而成一方巨富。從此以后，去海外做生意成了新塘鎮的風俗，雖然不是人人都在貿易中賺到了錢，卻在百年后讓家家戶戶都能拿到免稅優惠，只能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了。當然，華僑提供的主要是設備支持和政策優惠，花的錢還是要自己出的。
大墩村的村民搞出了各種騷操作。沒有多余的錢蓋廠房，就用飯堂暫時替代，甚至有填平了茅廁當廠房的。至于那些公共建筑就更是香餑餑，比如祠堂，祖先牌位就先請委屈委屈。這么大一塊地，不用來做牛仔褲可惜了。而且由于祠堂的使用權需要搶，有時候嫡系子孫反而搶不到，在祠堂里干活的人可能都和供的人沒什么血緣關系。
自大敦村牛仔制衣廠建成以來，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大敦村多了三四百家牛仔制衣廠，每一家都有華僑入股。其中又有許多家是不同村民合股所辦，等到廠子盈利到一定程度，合股的股東就會拆股，拿錢自己辦廠。于是這些廠子的數量，就這樣一變二，二變四，飛快地擴散到了整個新塘。 這種樸素的居民自發產業建設，一直持續到了公元2001年。那一年，中國加入了WTO。
在加入WTO前，每當中國的商品在歐美市場上獲得了競爭優勢，就總會被人以各種離奇的理由掃地出門。公元1988年和1992年，歐盟受理了兩次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案，但這是一起單方面的審判，中國相應的企業根本沒有應訴的概念，就被缺席判決了有罪。在這兩次反傾銷案后，中國彩電徹底失去了歐盟市場。 公元1992年，歐共體提起了對中華牌自行車的反傾銷訴訟，同樣不熟悉規則的中華理所應當的敗訴了，從此被加上了30.6%的高額反傾銷稅。自從以后，剛剛在歐洲國家打開銷路的中華牌自行車又被堵了回去。
公元1994年，一大批中國一次性打火機制造商被美國提起反傾銷訴訟，名單上的57家企業只有3家應訴，結果沒有應訴的那54家企業統一被美國征收了高達197.85%的反傾銷稅。
傾銷，傾銷，傾銷。還有反傾銷。對歐美國家來說，反傾銷就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今天說你戴了帽子要收稅，明天就說你不戴帽子要收稅。其實戴不戴帽子并不重要，你動了他們的蛋糕，才重要。
在規則對等的情況下，別人說你傾銷其實是好事，說明你的商品賣得好，對他們產生了威脅。問題是，外貿市場的規則本來就是不對等的。對等意味著公平，而公平需要實力來保障。
沒有哪個歐美企業會眼看著中國商品在他們的地盤上肆意賺錢，到了一定界限，他們就會開始玩弄規則。畢竟他們有過對別人傾銷的經驗。
在那個時代，歐美企業的神經有多敏感，決定了中國外貿有多高的天花板。昔日的彩電、自行車和打火機，都是前車之鑒。商品要出海，需要國家層面的保駕護航。只要能在規則對等的情況下競爭，中國的制造業完全有底氣在海外市場開疆拓土。加入WTO，就是在要求一個“規則對等”。
公元2001年以后，中國外貿頭頂的隱形天花板，“啪嘰”一下，碎了。 秋風未動蟬先覺，春江水暖鴨先知。新塘人很快發現了牛仔代工的訂單變多、市場變大。入世的第二年，在新塘鎮政府的牽頭下，新塘建了“新塘民營制衣工業園”、“新塘環保工業園”，次年又興辦了“新塘國際牛仔城”。新塘本地并不產棉花，自然也沒有牛仔布，在過去，這些原料都需要新塘的廠商自己去外地買回來。而現在把工廠聚到一起，最大的作用就是吸引原材料供應商主動過來談合作，順便自覺一點把原料運到新塘來。一個規模巨大、產能恐怖的牛仔產業集群，初現端倪。 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統計，今天的新塘已經成為了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牛仔生產基地：全國有50%以上的牛仔服裝出自新塘，出口牛仔中有30%以上出自新塘。 山東的魏橋集團收棉花、加工棉花，做棉紡制品。廣州新塘的牛仔基地做服裝代工，生產牛仔服飾。在兩個企業的業務之間，還差了一個中間項：牛仔布。 這一塊業務的空白，很快就會被江蘇常州的黑牡丹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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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開那一年，黑牡丹還不叫黑牡丹，叫紅衛色織廠。
改開以后，紅衛色織廠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我們這么大個紡織廠，到底干點啥才能從外國人手里賺到錢？糾結了兩年多，最后得出答案：不如賣“丹寧”（牛仔布）吧。
要銷售牛仔布，就先得會生產牛仔布。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一句“人被殺就會死”一樣的廢話，但對當時的紅色衛織廠來說，卻是一個非常窘迫的現實：他們還真不會生產。 這已經不是日本棉紡織行業剛起步那時候，只需要給繅絲廠裝上蒸汽機就能追平技術代差，只需要讓紡織女工兩班倒就能反壓一頭生產成本的時代了。公元1980年的全球棉紡織行業，已經有了技術門檻。 先說機器，要給牛仔布染色，需要特殊的染色設備“染色漿紗聯合機”。而且當時美國已經把牛仔布的行業標準定得很高了，只有用“無梭織機”生產出來的牛仔布才是合格品。
當然，如果能像日本人那么會扯淡，拿著40年代牛仔布生產的工藝對外說這個叫復古面料，并且還能騙到歐美消費者，讓市場承認日產原牛的竹節和棉結就應該是“高端復古牛仔褲”應有的特色和工藝，那也行。但至少在當時，在20世紀的80年代，紅衛色織廠的廠長姚順才想的還是盡量滿足美國人的要求：剛起步，就對標國際牛仔布標準。 這一年，工廠開始和常州印染研究所協作，從無到有解決染色工藝。這是真正的從無到有，因為當時賣紡織機械的外國廠子特別拽，尤其是后來在1996年向比利時進口的那批噴氣織機：大幾十萬的機器，不給中國人說明書，也不派人指導安裝和使用。也不知道是不是當年吃了日本人的大虧。
在一沒有圖紙、二沒有資料的情況下，試錯了無數遍，改了無數遍，紅衛色織廠的染漿聯項目終于在一年后如期完成。而到了公元1982年末，廠里的生產線已經可以批量生產牛仔布了。這批被取名為“黑牡丹”牌的牛仔布，出現在了當年度的廣州秋季交易會上，為紅衛色織廠從外商手里賺回了第一桶金。 第二年，黑牡丹牛仔布拿到了國家色織行業的大獎，“國家銀質獎”。在一張老照片里，廠長姚順才胸前戴著大紅花，手上捧著一個碩大的銀質獎章，在人群中笑得沒了眼睛。他皮膚黢黑，一笑起來，臉上的皺紋都擠在了一起，看起來倒真挺像朵黑牡丹。
公元1988年，黑牡丹拿著牛仔布換來的外匯，花360萬美元從比利時買回了80臺無梭織機；公元1991年，搬遷改造了預縮機和染漿聯；公元1998年，實現了進口熱定型機均勻軋車電氣同步控制。這個時候的黑牡丹，已經可以生產出全球最高標準的牛仔布了，LEE、Levi‘s 、G-STAR都用過黑牡丹供應的牛仔布。
從進口機械，到模仿技術，再到對外出口。來自公元1932年赤松要的三只大雁，又開始在中國依次振翅，初試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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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說，黑牡丹雖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才接觸到牛仔布行業的，但這個企業的歷史淵源其實還要更早一些，久至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那時，蘇南的兩位紡織商人吳嘉聲和陸炳坤，剛建起一座傳統作坊式的紡織工廠。
這個紡織作坊沒有存在多久，很快它便毀于一陣不知從何而來的炮火。不過吳嘉聲并不感到太沮喪，因為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了。他冷靜地帶著人離開了當地，到另一個還沒有打過仗的地方重新建廠。
就在吳嘉聲的工廠被戰亂多次摧毀，又被他輾轉各地反復重建的時候，日本的赤松要正在研究日本的棉紡織工業和他的雁行模型理論。如果吳嘉聲能和赤松要聊一聊，他大概會告訴赤松要，在紡織業的發展中，什么狗屁雁行模型根本不重要。一個沒有戰火之憂，可以讓他的工廠安穩運轉幾年的和平環境，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他們倆應該都會認同一個觀點：如果沒有那些該死的洋紗洋布就更好了。當這兩個東亞國家的紡織工業還頂著來自西方的傾銷壓力下艱難求生時，在遙遠的美國東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北卡羅來納州，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牛仔布制造商White Oak已經用“有梭織機”織了十幾年的布了。在巔峰時期，White Oak曾擁有160萬平方英尺的占地面積和超過2500名工人。
無數匹擊垮東亞國家本土產業的洋布，正是從一個個這樣的大廠中生產出來的。它們離開工廠后，便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乘著輪船越渡重洋，被送往一個個缺乏自主工業能力的傾銷市場，換回一船船白銀和原材料，讓商船滿載而歸。
但如果說美國真就是認同自由貿易，那倒也并非如此。在美國自己還是一個半農業半工業國家的時候，漢密爾頓搞的可是重商主義的變種：重工主義。后來，漢密爾頓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幼稚產業保護理論”。亦即在制造業還不夠強的時候，先利用關稅和貿易管制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而等到本土制造業發展起來后，再利用傾銷和技術封鎖干掉別國的幼稚產業。
在這一點上，美國做的最極致的一個例子，就是對鄰國墨西哥。《世界現代化歷程：拉美卷》中提到：“迪亞斯時代的墨西哥，75%以上的礦業和50%以上的采油業被美國資本把持。”
自從公元1994年墨西哥加入美國所謂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后，美國廉價的農產品便開始肆無忌憚地擠占墨西哥的市場。墨西哥政府只能讓農民不要種糧食了改種水果，結果美國的水果也比墨西哥本地的便宜。破產的墨西哥農民唯一能賣回給美國的農作物，就只剩下罌粟和大麻，剛好美國本土對這些“農作物”又有著極為龐大的消費需求，間接把墨西哥逼成了政府和毒販五五開甚至四六開的局面。
無怪乎墨西哥人有句諺語：“墨西哥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傾銷，傾銷，還是TMD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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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密爾頓而下，美國開國以來的很長時間里，在貿易和制造業上，一直都秉持著同一個原則：達則自由貿易，窮則重商主義。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重商主義，本質上都是對本國有利。果然雙標才是第一生產力。
許多年前，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用來諷刺英國在19世紀中葉鼓吹自由貿易的比喻，放在20世紀的美國身上依然適用：“一個人當他已經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登高時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隨上來。”
話雖如此，但政府再狠的雙標，也攔不住資本那顆狂野的心。美國政府可以扛著自由貿易的大旗，開著航母滿世界錘爛別國的幼稚產業，但架不住美國自己的資本饞他們的廉價勞動力，又給扶了起來。
所有的產業轉移，本質上都是資本在尋找一個利益最大化的產業基地。從歐美到日本，從四小龍到中國內地，就是資本自發流動的一個過程。只要資本發現國內的產業環境不如國外，就一定會把產業轉移出去，不管這樣做是不是會有損本國的利益，抑或是會給其他國家后來居上的機會。
《華爾街日報》上寫過一件事，多年前奧巴馬問喬布斯，在美國國內生產蘋果手機需要多大的成本。喬布斯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說了一句話：“那些工作崗位不會再回到美國了。”
隨著美國資本的外流，一場同床異夢的混戰開始了。聯邦政府想閉關鎖國重鑄帝國榮光，州政府隨屁股利益不同而態度各異。資本只想賺更多的錢，順便兩頭下注，搶占優先賣國權。 某種意義上，這樣的局勢其實很合理：資本不是美國的資本，但美國卻是資本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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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美國選擇用美元霸權收割全世界，并且對外轉移產業以來，它就和每一個接收產業轉移的目的地玩起了一場比誰更快的速度游戲。
贏家可以通吃，輸家賠掉褲衩子。美國一直在贏，贏麻了。但它只能輸一次，輸一次，就完了。 在第二次產業轉移中，日本抓住了99%的機會，可惜國家主權系于他人之手，被美國一巴掌揍了回去。加上當時的日本政府腦子有恙，結果日本經濟萎到現在。亞洲四小龍先天不足，即使靠第三次產業轉移的紅利成功上位，也只能劍走偏鋒，曇花一現。不但沒有和美國掰手腕的機會，還要時不時被國際資本虎視眈眈。
中國在第四次產業轉移中，也抓住了一大半的機會。而當下正在發生的第五次產業轉移，或許正是機會的另一半。第五次產業轉移開始后，美國開始和中國搶時間，試圖收回全球產業，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懂王的上臺。公元2016年，特朗普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在競選時承諾：執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威脅企業遷回鐵銹帶地區、創造就業崗位。
未來的研究者在翻閱到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或許會感慨美國國運之綿長。即使發生了20世紀的連續三次產業轉移，美國依然有搞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自救的機會。 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不是為了贏，而是為了下賭桌。但賭桌是有規矩的，你不能贏了就跑。 第五次產業轉移的流向，早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完全把握在美國手中。一方面，中國不是日本，美國沒辦法輕輕松松讓中國也簽一份“廣場協議”，給中國放放血。另一方面，中國有獨特的四大戰略縱深。 其一，是空間縱深。第四次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可以是東南亞，也可以是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如果是從東部沿海轉移到更深的內地，那就是把肉爛在了鍋里。隨便資本怎么轉移，最適合承接產業的，就是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處處是中華大地。
來都來了，想走就沒那么容易了。這是全世界只有中國能有的自信，英國不行，美國不行，日本不行，四小龍更不行。
其二和其三，是基建縱深和人才縱深。只有中國，才會在如此大疆域的每一片土地上持續投入基礎建設，并且持續為數以億計的適齡人口提供九年義務教育。處處可以承接產業轉移，人人都是后備工程師。此之謂，神州皆沃土，六億盡堯舜。
其四，是市場縱深。四小龍為什么毫無機會，因為它們的經濟命脈系于外貿，本國市場需求不足。商業這個東西，不是你生產就行的，你得能賣出去。當你依賴外國市場的時候，美國今天發起制裁，四小龍明天就得自裁。只有中國，才有足夠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靠內循環，我們的大部分制造業也能活下去，美國拿不住我們的七寸。而且，貿易競爭可不是只有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的回合制游戲。中國又不一定要和美國正面剛，完全可以迂回作戰。
最后，我們還有一帶一路。這是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威脅下，中國企業最好的避風港。中國企業只需要把來自中國的布料運送到像柬埔寨這樣還沒遭遇歐美國家“雙反”的國家，交給柬埔寨當地的代工廠生產出成衣，就可以進入歐美市場。而進入泰中羅勇工業區的中國企業，有一半以上是為了把鋼鐵、汽配和小家電之類被歐美反傾銷調查的產品出口到歐美國家。
通過借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的工業產品便可以改變產品原產地，繞過歐美國家對中國設下的貿易壁壘。美國發動的貿易制裁，固然可以卡中國一時，但是只要卡不死，等待中國的就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公元2021年3月25日，和承諾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在就任后首場記者會上宣布：在任內不會讓中國超越美國。中國再激進樂觀的人，也趕不上拜老師樂觀。
這個世界開始變得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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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的發展有時候是好事，有時候又是壞事；對一部分人是好事，對另一部分人又是壞事。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落后就要挨打。
在十八世紀，英國工廠、北美種植園和非洲部落，構成了一條世界棉紡織產業鏈的上中下游分工。而構成上中下游分工的不同主體，又是由不同角色構成的：工廠里分為英國工人和英國資本家；北美種植園有黑奴和南方奴隸主；非洲部落里也有即將被賣掉的黑人和當地酋長。前者是被壓迫者，后者是壓迫者，二者永遠是存在矛盾的。有沒有外部因素，都不影響二者的對立。 但是當兩個族群發生碰撞的時候，又出現了新的外部矛盾：更強勢、更先進的那個族群，才能占據產業鏈上游的分工。表面上，英國工人被迫成為了英國工業革命的燃料，非洲黑奴被迫成為了三角貿易的燃料，看似大家都沒得選。但是站在產業鏈上更高位置的那批人，他們的處境就是會更好一些，未來就是會更有希望一些。
英國率先誕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代價固然是英國工人的悲慘遭遇。然而，假如第一次工業革命不是發生在英國，那么英國工人的命運，或許就會淪落為同時期更慘的巴達維亞華人奴工、北美種植園黑人奴隸。
在任何一個時代，總會有人吃肉，有人挨揍。但只有占據上游的族群，才能吃好肉，挨輕揍，未來有希望，子孫有明天。被壓制在下游的族群，只能吃邊角料，挨毒打，整個族群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永遠要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
作為個人，要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人的幸福，成為族群內部的上層角色；作為國家和民族，要發展工業技術，維持制造業領先，占據世界產業鏈的上游分工。 我們曾經占據過全世界產業鏈最上游的分工，我們曾經是全世界財富一半的去向，我們曾經是大航海時代最終極的目的地。這個分工一路交接給了英國、美國，后來又被美國拿出來當成誘餌，遛了世界小一百年。直到今天，我們終于又追了上來，迫近了與上游分工的距離。 這個分工，如果美國給，我們就接手；如果不給，就搶回來。但終歸，我們是會拿到手的。這個活，我們的祖先已經干了五百年，我們熟得很。
里面的水很深，讓中國來，別的國家把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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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周期就好像是一條莫比烏斯環，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在不斷往前走，但走著走著，卻發現不知道什么時候又繞了回來。 如果我們把視角拉長、拉寬，從古代中國看到英國，再到美國、日本、四小龍，我們就會發現，所有國家的制造業歷程，其實都是一個對抗歷史周期的故事。它們都曾有過雄心勃勃的青壯年時期，那時它醉心實業，力圖掌握世界最前沿的技術，用艦炮護送著自家的工業品，賣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但最終，它總是無法幸免于內部的糾葛和老年的遲鈍，陷入生產力停滯或是主動拋棄實業，耽于更輕松的利益，失去進取心和改變的動力。
我們最終都要面對自己的歷史周期，如同這個宇宙總要面對無窮的熵增。究竟是向命運妥協，溫和地走入那良夜，還是在日暮時燃燒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這是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要面對的終極一問。 中國把產業鏈最上游的分工拿到手以后，并不是我們這代人歷史任務的終結。相反，我們的任務才剛剛開始。我們真正的任務，是把產業鏈分工在不同族群之間流轉的路線中斷，把最上游的分工鎖死在中國，鎖死在中華民族。
中國用了一千年，才看清楚了歷史周期。那么，就在我們這一代，開始下一個周期。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們必將在第五次產業轉移中，把產業留在中國，或者中國人在東南亞建廠一樣。同樣也有幾大因素，讓我們有希望結束這個周期。 其一，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像我們這樣的超級人口大國，主動去對抗歷史周期。在工業革命前，只有古代中國有資格對抗歷史周期，但那時我們還沒有看到周期。而在工業革命后，有資格對抗歷史周期的英美，其實都是人口小國。
英國的巔峰期看似殖民全球，但殖民地和本土的利益，永遠不可能統一。印度人和加拿大人會當英國的雇傭兵，會替英國人流血，卻不會為英國永遠站在世界之巔出力。排除掉海外殖民地人口，英國本土人口到今天也不過六千萬出頭，還要調和國內北愛爾蘭的分離主義和蘇格蘭的獨立傾向。至于美國，無論是國土還是本土人口都遠高于英國，站在世界之巔的時間也遠比英國長，但人口也不過三億出頭，內部還有比英國的民族矛盾更撓頭的種族矛盾。
只有中國，不但有史無前例的十四億人口，而且主體民族占比超過90%，完全沒有種族矛盾，沒有明顯民族矛盾。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唯一。 其二，我們是一個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英國、美國這樣的經濟大國壓不住新冠疫情，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也管不住新冠疫情。某種意義上，新冠不完全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是一個組織力問題。新冠考驗的，并不是一個國家的醫學水準，而是它的國民，在它的政府的組織下，能發揮出怎樣的力量。地球上從未有過一個大國，有過中國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只有中國，成為了全球唯一一個第一時間管控住了新冠疫情的大國。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唯一。 其三，我們的政府真的能管得住資本。英國和美國的衰弱，都是從資本出于逐利天性，爭相賣國開始的。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國內從政治、經濟到輿論的絕大部分話語權，都被資本所掌握。而英美政府的最高權力，又被話語權所掌握。所以，英美的資本可以為了自身利益毫不猶豫地出賣國家利益，而政府卻幾乎毫無辦法。即使當年的特朗普都掏出民粹的殺手锏了，依然只能延緩而無法阻止資本外流。
但是在中國，資本是真的可以被管住的。這幾年來的一系列事件，都證明了這一點。只有中國，能夠完全掌控住國內資本的動向。資本家可以走，資本不能走；企業可以走，產業不能走。這更是人類歷史上的唯一。
17
這一次對歷史周期的挑戰，我們能不能贏，或許沒有人能篤定結果。
盲目自信，是一種愚蠢。但可以篤定的是，我們這一次，是不一樣的。英美當年犯過的很多錯誤，我們都可以不犯。英美身上很多根源性問題，我們都可以避開。英美當年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摸著英美過河。 而且，即使在我們這一代沒有贏，也不要緊。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的時機還不夠充分，那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下一代人。如果下一代人依然只能蟄伏，那就相信在下一代人的下一代能夠驚蟄。
從公元1295年，黃道婆從海南崖州回到松江府開始，到公元2021年，史書上已歷726年。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一代代薪火相傳，把終結歷史周期的任務，傳到了今天。 那是，來自千年前的期望。千年不變。
風吹過，雨打過，鐵蹄踐踏過 火燒過，刀砍過，列強分割過 撫摸著傷痕昂起頭 吞咽下屈辱心如火 走過長夜，走過坎坷 走進曙色 （轉自：半佛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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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21-5-29 16: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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