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電視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說拉美一些國家達到人均GDP3000美元后37年還是達不到發達國家，長期停滯，接下來說到中國會不會走上這條路。看中國現在亂象叢生，預感不祥。好在中國現在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力度很大。從最高決策層看，應該是嚴重意識到這種風險了。看著吧，5年就能看出個端倪。讓人擔心的是貪污腐敗難除，精英們和民企業者自感人微言輕，活得不夠舒適有尊嚴紛紛選擇外逃。這對一個民族的傷害實在很大。
以下是轉貼，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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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經濟學家認為的目前擺在東亞國家面前的陷阱。
東亞許多國家，近幾十年來飛速發展，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但隨之而來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即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 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大部分國家則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主要特征 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征，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編輯本段主要表現 世界銀行最新《東亞經濟半年報》：
2010年，東亞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將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要擺脫中等收入的陷阱，一個關鍵的挑戰就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長。在中國，這就意味著采取新的戰略來應對嚴峻的環境問題以及過去二十年高速增長帶來的其他壓力和不平衡。
東亞其他地區面臨著不同的挑戰。
在危機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經濟體，投資相對較弱，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在這些經濟體，集中精力強化投資環境和提升勞動力技能水平是關鍵，讓企業得以找到新的競爭優勢。
另一個挑戰是將增長與公平相結合。
在危機前，東亞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費低于兩美元，如今貧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許多東亞經濟體的收入差距在擴大，有些非常明顯。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會阻礙增長，因為無法獲得信貸的窮人也許不能利用投資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政局和社會不穩的根源，阻礙投資和增長。”
第三個挑戰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機。
報告說，自1997年以來，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此外，盡管各國在危機后一直致力于加強金融和銀行業，但很多經濟體有必要加快這種努力的步伐。
報告說，東亞各國需要推進各自的改革規劃，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資環境方面；發展更加多元化的資本市場，包括面向窮人的信貸渠道；開放服務業貿易；促進教育體系發展以解決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強調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
布拉姆巴特說：“在面對金融危機后復蘇所需要的各項改革十年之后，東亞現在必須面對新一輪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戰性之強絕不亞于1997年7月后進行的改革。”
在題為“東亞城市邊緣的可持續發展”的特別聚焦部分，報告分析了對東亞地區城市化的驚人預測。到2025年，城市人口預計會猛增5億，增幅高達65%，對已顯不足的公路、電力、供水和衛生系統形成巨大的壓力。
報告還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東帝汶在內的東亞小型經濟體。部分由于商品價格上漲，這些經濟體中有些已出現增長率回升，但政局不穩和社會緊張狀況仍然危害著部分國家的發展前景。
編輯本段發展現狀 1、2010年東亞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將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要擺脫中等收入的陷阱，一個關鍵的挑戰就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長。在中國，這就意味著采取新的戰略來應對嚴峻的環境問題以及過去二十年高速增長帶來的其他壓力和不平衡，東亞其他地區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在危機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經濟體，投資相對較弱，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在這些經濟體，集中精力強化投資環境和提升勞動力技能水平是關鍵，讓企業得以找到新的競爭優勢。
2、將增長與公平相結合，在危機前東亞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費低于兩美元，如今貧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許多東亞經濟體的收入差距在擴大，有些非常明顯。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會阻礙增長，因為無法獲得信貸的窮人也許不能利用投資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政局和社會不穩的根源，阻礙投資和增長。”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機。自1997年以來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此外，盡管各國在危機后一直致力于加強金融和銀行業，但很多經濟體有必要加快這種努力的步伐。
4、東亞各國需要推進各自的改革規劃，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資環境方面；發展更加多元化的資本市場，包括面向窮人的信貸渠道；開放服務業貿易；促進教育體系發展以解決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強調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報告還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東帝汶在內的東亞小型經濟體。部分由于商品價格上漲，這些經濟體中有些已出現增長率回升，但政局不穩和社會緊張狀況仍然危害著部分國家的發展前景。[1]
編輯本段典型代表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 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編輯本段經濟社會特征比較 比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類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特征，對總結國際經驗有重要意義。我們選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馬來西亞和阿根廷作為樣本進行比較，可分析其在經濟增長、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收入分配、社會發展、對外依賴等方面的差異性。
第一，經濟增長穩定性差別很大。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增長往往出現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內取得高增長，也難以持續。這一特征在拉美國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有1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馬來西亞有5年負增長，而韓國僅有2年負增長。在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4%，馬來西亞為4.0%，而韓國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42美元，已達到了當時的中高收入國家水平，而韓國當時僅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國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到8236美元，仍為中高收入國家水平，馬來西亞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而韓國則達到了 19115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第二，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存在明顯差別。 從 R&；D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韓國 2003年達到2.64%，高居世界第 7位，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從研發人才來看，2006年，韓國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達到 4.8人，而馬來西亞和阿根廷則分別只有0.42和1.1人，韓國分別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從勞動力素質看，韓國2007年勞動力中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為35%，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 20.3%和29.5%，韓國也有明顯優勢。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異較大。 從基尼系數上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基尼系數較高，兩國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進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達到0.51，而馬來西亞始終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基尼系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沒有明顯變化。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阿根廷為40.9%，馬來西亞為22.1%，均遠高于韓國7.8%的水平。
第四，社會發展指標有明顯差別。 從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看，韓國從明顯落后轉為明顯領先。如預期壽命，韓國1960年僅為54.2歲，與馬來西亞基本相當，比阿根廷低11歲。到2008年，韓國提高到79.8歲，已明顯高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75.3歲和 74.4歲。嬰兒死亡率也有類似情況，韓國 1960年嬰兒死亡率高達96‰，遠高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59.9‰和66.1‰，到2008年，韓國已經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領域，2010年韓國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紀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顯領先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8.9和9.7年。
第五，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存在差別。 在外資方面，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高于韓國，表明外資在經濟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別是馬來西亞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占比達到了5.3%。在外債方面，阿根廷 2002～2004年間的外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曾超過100%。總體而言，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于韓國。
編輯本段陷入的原因分析 為什么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命運，關鍵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階段的獨特挑戰。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于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 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于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上世紀 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于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沖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 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編輯本段中國式特征 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居民收入也不斷提高,中國從一個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發展到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時,中國也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不過,這種風險在中國的表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伴隨著各社會群體收入的絕對增加。
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分配差距經歷了一個先下降后擴大的趨勢,但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全社會各群體的收入水平都呈現了增長的態勢,這種絕對收入的增長使得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風險有所下降。
其次,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相對緩慢減輕了城市問題突出的程度。
受到戶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沒有出現拉美等國家存在的城市貧民窟問題。雖然這種滯后的城市化進程使經濟增長失去了一些機會,但也使城市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具有了可持續性。而且,我國還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帶來的潛在經濟增長跟進效應。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化問題所帶來的風險也被大大消減了。
再次,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困難孕育著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我國的比較優勢產業主要是勞動和資源密集產業,但在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勞動力成本提高和資源價格上漲,經濟進一步增長要求產業結構必須升級。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國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我國發展到這個階段面臨的最大風險。
最后,對外經濟關系的不斷擴展和加深使我國頻繁受到國際經濟波動的沖擊。
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越來越頻繁和緊密,隨著對外經濟關系的擴展和加深,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復雜。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貿易大國和第一出口大國。這種對外經濟關系地位的改變,既加大了對外部經濟的依賴,也蘊育著不斷增加的貿易摩擦。
我國面臨的這些“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盡管有著區別于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特征,但對未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提出了挑戰,因此必須設法加以規避。
編輯本段規避方式 從日本、韓國等國的經驗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特別是從“模仿”到自主創新的轉換，比如，韓國上世紀70年代“漢江奇跡”主要依靠出口導向戰略，但此后將發展方向從扶持和保護產業轉向鼓勵競爭和創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紀的科學技術發展長期計劃》，頒布《提高產業技術五年計劃（1989—1993年）》，明確提出技術開發的主體由政府轉向企業，使產業競爭力持續提升。同時，日本和韓國在由中等收入轉向高收入國家進程中，都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擴大，日本1960年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韓國1970年代推行“新社區運動”，縮小了城鄉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趨均衡，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了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
總結這些經驗教訓,筆者認為,中國必須選擇適合自身特點,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發展潛力的措施,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中國在經歷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已積累了較大的生產能力,制造業更是得到“世界工廠”的稱號。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日益凸顯了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地位,這就對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們不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縮小收入差距。對中國來說,目前出現的各種內外經濟不平衡都與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關聯,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還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有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這必須由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實現公平分配來保障。為此,改變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在國家、企業、居民的比例,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直至最終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選擇。
第二,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盡管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于技術進步或創新、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方面,但對于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最現實最直接的動力應該是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所積累的生產能力已受到越來越強的約束,現已到了必須調整經濟結構的時候。如果今后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第三,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
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
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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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1-6-15 06: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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