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裝備制造業的出路何在
經過主流媒體的輪番轟炸,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現在已經成為國內最熱議的話題。創建創新型國家也被列為中國政府“十一五”期間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墒,與此目標相悖的不和諧音卻層出不窮,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近期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的“漢芯”造假丑聞。更為要命的是,2004年曾掀起國企產權改革爭論的郎咸平也在這節骨眼兒上湊熱鬧,拋出所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新技術企業”的驚人言論,這不免又為中國企業的創新熱情潑上了一盆冷水。在郎的眼中,國內數得上的高科技企業如聯想、方正以及大唐集團都是反面案例,惟一值得稱道的僅中興通訊一家。如果真如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郎">郎ersonName>先生所言,那中國的所謂自主創新真可謂是空中樓閣了。
其實,中國企業自主創新的窘境又何止局限在高科技領域。與中國自主創新能力聯系得更為緊密的裝備制造業,才更應引起人們的關注。地方政府的國企改革沖動正與跨國公司的中國戰略相呼應,在不斷侵蝕著中國產業自主創新的根基。而那些針對跨國公司充滿民族主義的情緒反應,在資本的強勢面前卻顯得如此無力。直到現在,盡管人人都在講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但真正的實現路徑卻仍然未被清晰地提出。可眼前的問題是,留給我們細細討論的時間好像并不多。我們不禁要問,出路何在?
自主創新的基礎正在喪失
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了二十幾年,在宏觀經濟層面的確取得了長足進步,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繁榮也讓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抱有樂觀。而且,在持續高增長的經濟大背景下,中國也涌現出了諸如聯想集團、海爾集團和TCL集團等開始“走出去”的企業。世界500強中也開始有了中國企業的身影,這多少可以讓一些人為此自豪?墒,當我們冷靜下來,在這些中國企業維持著表面光鮮的背后,看到的卻是極不樂觀的發展潛力。雖然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國企業通過購買海外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然而,我們無法回避的事實是,這些中國企業能夠輕易購買到的外國企業及其部門,往往都是已經被市場淘汰了的技術和品牌。甚至連日本媒體都在撰文提醒中國企業需要盡早明白,技術和品牌只能通過自己一點點地積累建立起來,而不是通過收購“二手貨”來獲取。
就在中國企業大肆收購國際“二手貨”的時候,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卻在迫不及待地出售著國人經過幾代人積累起來的裝備制造產業的根基。國家發改委體改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粱表示:“裝備制造工業的主體是機械加工業,它們是多年國家投資和行業努力的結晶,代表了中國制造業的前沿水平,是中國工業和科技自主發展、追趕國際先進水平的基礎!笨晌覀儾坏貌幻鎸Φ默F實卻是,跨國公司打著幫助國企改革的旗號,正在加緊收購中國的裝備制造骨干企業。而一些地方政府的國企改革沖動,似乎也在暗合著跨國公司的中國戰略!肮賳T們著眼于短期政績競相出售國企的行為,已經把中國的裝備制造業推入了飲鴆止渴的境地,從而使中國自主創新的產業基礎在一步步失去!备吡徽f。
近幾年,在機械工業的重要零配件、整機及重大裝備領域,就出現了一系列合資合作直至被全資收購的事件,且這種趨勢已有蔓延之勢!吨袊I報》曾就此報道過一些典型的國企被外資收購的案例。
比如在工程機械行業。美國卡特彼勒公司在收購山工之后,又把目光轉向了柳工、三一重工和廈工。廈工集團的資產總額近40億,主導產品輪式裝載機市場占有率居行業領先地位,而且剛剛完成了1.34平方公里的工業園建設和技術改造。一旦卡特彼勒競購廈工集團股份獲得成功,那么廈工多年形成的銷售渠道和服務體系必將為外資所控制,而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國裝載機市場的壟斷地位也必將提前形成。
還有更為典型的就是原大連電機廠的合資案。大連電機廠曾經是中國最大的電機企業,一直肩負著引領國內中小電機行業技術發展的重任;原大連第二電機廠曾是機械部生產起重冶金電機的排頭兵企業。1996年、1998年,兩個電機廠分別與外商(新加坡威斯特、英國伯頓)合資。被外商控制了經營權和購銷渠道的合資企業連年虧損,巨額隱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資掏空了合資企業后,收購了中方的全部股權,僅3年就完成了合資、做虧、獨資三步曲。合資不僅沒有達到為國企解困的初衷,還造成了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一半以上職工丟了飯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國家多年培育的行業技術自主創新的平臺被徹底瓦解。
類似的合資案例還有很多,比如曾經是全國軸承行業一流企業的西北軸承與德國FAG公司的合資案、國內惟一能生產大型聯合收割機的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與美國跨國公司約翰迪爾的合資案、國內柴油燃油噴射系統的最大廠商無錫威孚與德國博世公司的合資案等等。而這些合資案的最終結果,無不是企業被外資所控制,徹底失去了企業發展的自主權。
大躍進式的國企出售行為,在近兩年的東北三省表現得更為明顯,大量的裝備制造業龍頭企業被外資收購。振興東北的戰略被提出之后,東北三省爭取到了多項中央政府的傾斜政策。據吉林省政府的一位官員表示,政府出售國企的主要動力就是希望充分利用中央對東北的社保并軌傾斜政策,而這項政策在2005年年底就要到期,因此該省的國企改革必須趕在期限之前把政策用足。正是這種“把政策用足”的思維,東北三省開始抓緊時間徹底甩掉困擾當地多年的國企包袱。2005年,東北三省的國企改制可謂是突飛猛進,至于轉制之后的市場效果如何,似乎并不是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們最關心的。在東北,已經有很多國企因為轉制最終走向了滅亡。
與此同時,外資也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急于進行國企改制的機會,對骨干企業實施整體收購。其本意并非真正相中了國企,而是憑借資本實力在試圖消滅本土競爭對手,以完成其全球市場布局,維持其市場壟斷地位。高粱認為,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跨國公司來并購國企,決不是幫助國企脫困和轉制,相反可能是飲鴆止渴,后患無窮。因為跨國公司投資的目的,是為消除潛在競爭對手、控制我國市場和產業。高粱坦言,如果聽任國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業被跨國公司吞并,我國工業的核心和關鍵部分將被外資控制,國家也將就此失去對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主導權,我國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的基礎將被侵蝕殆盡,中央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振興裝備制造業的方針也就失去了前提。
出路的冷思考
面對中國裝備制造業逐步被跨國公司掏空的緊迫形勢,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發出呼吁,要求政府關注中國裝備制造業目前的發展現狀。高粱認為,把引進外資作為產權改革主要途徑的做法已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應立即糾正。盡快采取必要措施,出臺相應政策法規,立即剎住向跨國公司賤賣國企、無原則追捧外資的歪風,改淠殼骯信磐繁笠當煌庾什⒐旱氖Э刈刺。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政府管理工業功能的缺失,是當前骨干企業在改制、合資過程中出現種種混亂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企業還沒有增長到與發達國家企業具有相當競爭力之前,政府決不應放棄對工業支持和管理的職責。
國資委最近也起草了一份針對各省級國資委的重要文件,要求國企改革的方向要服從中央的整體戰略,不許刮“變賣風”,不許“趕進度”,不許讓地方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全部退出”。同時提出,地方政府在決定當地國有資產要在哪些領域退、哪些領域進時,必須上報國務院國資委備案。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傳出一個確切的信息,地方政府此前的那種“隨心所欲”地賣國企的一哄而上將受到嚴格禁止。
近期發表于日本媒體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在日本的制造業從鄉鎮工廠向國內市場霸主,以及向全球企業騰飛的時期,日本政府就努力關閉國內市場,徹底限制外資的影響力。而中國在2001年年底加入世貿組織就已表明,中國是在加緊與世界市場一體化,而不是把保護國內企業放在首位。
該文章認為,本來“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國經濟奇跡般增長的動力,而“改革開放” 的著眼點卻是“引進外資、增加就業、擴大出口”。當初中國沒有更深地考慮如何扶植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中國企業,以及如何加強它們的競爭力。如果中國的民族企業在國內市場也被外資逼入困境,中國經濟有可能被外資左右。
的確,片面著眼于擴大出口,而不是大力挖掘國內市場需求,扶持國內企業,是造成今天這樣后果的根本原因,即為了擴大出口,為了大面積進入他國市場,中國就沒有充分理由來保護本國市場和企業,因為開放是對等的。但是,在目前壟斷資本如此強勢的全球化面前,中國企業根本不具備與跨國公司競爭的實力。我們經常說“與狼共舞”,其實,羊是永遠不可能獲得與狼共舞的機會的,在它變成狼之前早就被吃掉了。
于是,當保護國內市場的路走不通,我們就只好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即強化政府扶持,甚至不惜通過強化國家所有權來發展民族產業。對此筆者不免產生了這樣一種憂慮,政府的過度介入真的能有效扭轉當前裝備制造工業的窘迫現狀嗎?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政府也曾對本國的企業提供一些政策扶持,但是其出發點都是建立在私有企業之上的,政府從來未試圖通過國有化來壯大民族產業。中國在學習日本經驗的同時,似乎已經走入了歧途。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官員與企業管理者的目標函數是絕對不一樣的。尤其在當前中國的政治結構下,政府官員的考核體系是以引進外資和創造GDP的多少作為政績考核標準的,這更增強了兩個主體目標函數背離的程度。盡管有人認為,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經濟擴張沖動,是中國能夠保持經濟強勁增長的主要動力。但依筆者看來,這可能是中國最后患無窮的命門,它的遺害必將在未來長期暴露出來。其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長期無法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而作為企業的管理者乃至工人,他們的目標函數則是把企業經營管理好,因為這是他們的飯碗,他們更有動力去改進技術和質量,去參與市場競爭。從當前中國國企改革的失敗結果來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府憑借所有者地位對企業過度干預造成的。因為在一些地方,有些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并不差,但地方政府卻總把它們看做包袱,想方設法地要賣給外資,尤其以引進世界500強公司并購國企為榮,并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資環境。在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往往是親自主持企業的合資談判,企業管理者常常被排除出決策過程之外,工人更是缺少應有的知情權和決策參與權。在根本不熟悉企業所處行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官員們對于政績的關心遠遠大于對企業乃至國家產業安全的關心。政府的過于強勢,使得國有企業的一切合資安排只能聽命于政府,不得不接受苛刻的合資條件,而且在出賣國企時常常存在資產價格嚴重低估的問題,這又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官員腐敗問題。
中國的產業進步只能立足于自主創新,這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但是,如何實現自主創新,卻存在很大的爭論。在有些官員的思維中,一提到企業自主創新存在的問題就會自然想到以政府為中心去予以解決,然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突進。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中國政府始終未能擺脫扶持所謂企業“國家隊”的慣性思維。從目前輿論來看,所謂的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似乎又要落在企業“國家隊”身上?墒,“國家隊”真的可靠嗎?“國家隊”思維主導了中國二十幾年的改革,經濟增長數字令世人矚目,可目前能進入世界500強的卻依然是那些大而不強的國有壟斷企業。這與上世紀日本經濟開始快速增長時期,涌現出大批擁有強大技術創新能力的極具國際影響力的大企業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難道不值得國人的深入反思嗎?
筆者只是想在此提醒,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絕不是政府決定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必須立足于企業層面,通過強化國家所有權干預企業決策則更是歧途。很多人說,與日本企業經營者相比,中國企業的經營者只關注使用外國技術,而不是全力開發自主技術。難道是中國的企業經營者在創新能力上存在缺陷?難道是中國的國民性本身就缺乏創新能力?我看未必,如果去看看保存在故宮博物院里的那些中國歷代王朝巧奪天工的工藝品,這樣的理由就完全沒有說服力。其實,病根就在于政企界限的模糊不清。改革開放以來,政企分開強調了這么久,可是中國的政府與企業之間卻依然沒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分開。國企已經在事實上演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官企,政府官員與企業管理者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程序性互動。這才是企業缺乏真正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問題在于此,出路也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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