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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珠江三角洲經濟騰飛的文化因果
珠江三角洲地處祖國南疆, 河網縱橫, 瀕臨海洋, 古時是“ 生番化外之地” , 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被北方中原地帶的人稱之為“ 南蠻” , 文化發展水平不及北方。
但宋元之后, 以北方士民大量避亂南遷, 南北文化大交融為契機, 得到較快發展.
至明、清兩代, 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更走在內地的前而。首先是農業逐漸走上商品化道路, “ 基塘” 生態農田形式,促進了蠶絲業、蔗糖業,水產養殖業的發展, 并促使農產品進入商品流通, 吸引一批又一批內地商人“走廣” 采購“廣貨” , 同時“ 廣貨” 源源輸往東南亞和歐洲各國。
清政府實行廣州獨口通商政策, 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經濟發展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隨著農業率先走上商品化道路, 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和其他服務行業也得到蓬勃發展, 至清代中,據粗略統計, 南海,番禺,順德,東莞等主要縣份多達30%的人口直接或間接進入商品流通之中。
鴉片戰爭后, 清政府被迫門戶開放, 外商外資大量進入珠江三角洲, 三角洲人也逐漸從“ 仇洋” 到“ 學洋” , 在政治經濟的夾縫中艱難困苦地發展商品生產。
商品經濟的較早發育, 使得三角洲地域文化比起內地建立在自然經濟土壤之上的主體文化, 有一系列的先進性。
這主要體現在:
商品意識。
珠江三角洲人較早擺脫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 形成重商傳統心理。農民自明代起就“地土所宜, 爭以為業” , 出現各種商品生產專業戶, 如‘龍眼, 荔枝之民” 、“魚花戶” 、“ 糖戶” 等, 懂得規模經營和商品交換。
城鎮居民努力從事手工業、商業和各種服務行業, 如佛山人適應榨糖業需要, 大力發展鑄鍋業, 使佛山城為鑄鐵名鎮。
在對外貿易中,義利之別, 夷夏之妨的觀點淡薄, 大膽與洋人做生意。商品意識還表現在積極參與墟集活動, 發展市鎮和專業墟市上, 這使得三角洲市鎮繁榮, 集市貿易活躍。早在明代萬歷至崇禎年間, 廣州就舉辦類似今日“廣交會” 形式的秋夏兩季中外定期市。
為了發展商業, 三角洲的市鎮均采取騎樓街形成, 方便顧客行人避風擋雨, 也方便店鋪做生意。
競爭意識。
珠江三角洲人深知要在市場中生存、發展, 就必須勇于面對挑戰, 參與競爭。
為此, 他們不斷適應市場形勢, 調整生產經營方向, 努力開發新產品、新項目, 爭奪市場, 懂得努力提高產品質量、服務質量, 創造商業信譽, 才能提高競爭力, 保持并擴大市場。
例如, 鴉片戰爭后,, 三角洲人根據外貿中心地位已從廣州移往上海, 廣州只保持茶葉、蠶絲出口優勢的新形勢, 不失時機地大面積地種植桑樹、茶樹, 并努力改進制茶、緞絲工藝, 使茶業、蠶絲業得到極大發展。當英國人在廣東傾銷“ 曼徹斯特棉布” 爭奪三角洲土布市場時, 三角洲人立即從東印度公司進口優質棉花, 織出優質的“ 南京布” 與之抗衡, 不僅有效地抵制了洋貨, 還將產品打出國門, 輸往英國。
開放意識。
珠江三角洲人善于吸收、利用外地先進的東西, 較少封閉、保守, 社會心態比較開放。
例如陶瓷藝人吸收北方名窯技術, 努力仿制, 燒制成被稱為“ 廣鈞” 、“ 廣汝” “ 廣哥” 的精美陶器, 吸收西洋畫法, 把彩釉與繪畫結合起來, 創造“ 廣彩” 陶器藝術新品種。
鴉片戰爭失敗,沖擊了士子的文化優越感, 更加睜起眼睛看世界, 并發出“借西方文明學術以改進東方文化” 的呼聲。三角洲人反侵略, 但對西方文化卻能擇善而從。近代以來, 三角洲不斷涌現社會改革先驅人物, 如容閡、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等, 不是偶然的, 他們是從開放文化土壤上成長起來的精英。
創業意識。
不安于現狀, 富有創業的沖動, 想方設法達到目的的闖勁與韌勁, 是三角洲人月洪有的。例如南海人陳啟源傾其財產引進機器繃絲工藝, 創辦緞絲廠, 幾經挫折, 終成大業.
20 世紀初, 珠江三角洲就創辦了200 多家機器緞絲廠, 開了中國鄉鎮工業之先河。近代三角洲不少工商業者白手興家, 其中很多人還去內地如上海、港澳和海外創造了可觀的產業。
風險意識。
三角洲人懂得發展工商、投身市場需要擔當風險, 畏首畏尾是不會有什么作為的, 因此, 他們敢于借貸, 敢于投資, 敢于闖南走北, 敢于下南洋、去歐美, 敢于不斷開拓進取。沒有風險意識, 三角洲就不會有今天。
效用意識。
珠江三角洲人一向注重實際, 講求功利, 不喜歡玄思空談, 思維帶有明顯的效用目的。所以, 三角洲純科學、純學術不發達, 應用性科技、手藝經驗等卻很顯耀。
面對新的科學技術, 三角洲人首先不是去探究其原理, 而是思考能不能轉化為產品, 創造經濟效益, 為我所用。
變通意識。
商業活動培養了三角洲人的思維活性。善于相機隨緣, 靈活處理問題, 善于在不改變根本大計、基木原理的前提下變通策略、辦法、途徑, 以便更好地適應不斷變化的新情況,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深知變則通, 靈則活, 死守成規拘泥舊法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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