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科學家被專家替代

掃街

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蘇聯專家阿爾辛杰夫認為，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的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后，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采礦專家等。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國高等教育確立了“以蘇為師”， 按照蘇聯模式重建高教制度的方向。正是按照這個方向，中國在1952年開始了激烈的院系調整。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著名的一些高校被拆分，所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都遭到裁撤或改造，在1952年的開學季，成批的舊大學和它們的故事，成為諱莫如深的歷史記憶，成批的新大學和新興工學院成為新時代的驕子——它們都是人民的大學。

通過模仿蘇聯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學術體制建立了。從1952年到1953年，綜合性大學從55所減少至14所，工學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師范院校從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國高等學校共設置專業 323 種，其中工科就有183 種，學生數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財經各專業比重急劇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學生占大學生總數中的47.6%，1952 年則降到22.5%，1957 年又降為9.6%。中國成為世界上綜合性大學和文科在校學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國家。

基于經濟主義視角、實現工業化的熱望，院系調整使舊的“通才教育”為新的專業教育所替代；學問被急用現學所替代；科學家被專家所替代；抽象而廣博，被具體和單一所取代；教書育人的學校成為制造實用工具的工廠。

在這種主流意識之下，中國的高等教育傳統從此斷裂，它的后果是明顯的：20世紀上半期形成的民國學人群體、治學精神和學科生態拆分瓦解；全新的知識分子與國家、大學與社會、政治與教育、學術和道德的關系逐步確立。

今天，如果追根溯源，1952年，正是這場斷裂的起點。

教會大學不能見容于新政權，幾乎是注定的命運。另一方面，以蘇聯為師對中國大學制度的調整，也與教會大學的辦學理念格格不入。在1950年6月召開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中央確立了學習蘇聯模式改革中國大學制度的方針。如何改法？教育部請來的總顧問阿爾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減綜合大學，增加單科院校。在蘇聯專家眼中，中國大學的院系、專業設置太過脫離實際，為學術而學術。院系調整就是要大量培養能直接參與國家經濟建設的專門人才。蘇聯式的專才教育與教會大學一貫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轅北轍。
在基督教傳統中，科學的價值是超于技術之上的。科學是為了認識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與自然法則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會大學中除了醫學外，多是人文學科和純科學，工程學科幾乎沒有。希望趕緊“西學為用”的中國人曾經批評，教會大學的課程設置“殊少社用之價值，徒為虛糜光陰”。而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則反駁說：“生命之豐富者，意為教育所以助人創世，學校所以教人為人，決非徒為謀生而設……果熟習歷史、地理、文學及種種科學，則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廣，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則，日從事一部之學、職業之說，只會縮小生命之興趣。”

“菁莪雅化，學明行修，教澤奏奇功。人文薈萃，中外交孚，聲譽滿寰中。良師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踴躍奮進，探求真理，自由生活豐。燕京，燕京，事業浩瀚，規模更恢宏。人才輩出，服務同群，為國效藎忠。”60年后，當燕京的老校友們唱起這首燕京大學校歌時仍禁不住熱淚盈眶。然而，那些曾經的教會大學，那一代學人和他們追求的博雅教育傳統，早已隨風而逝。
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重點正是要清除英美辦學理念對各個學校的影響。清華大學受美式教育思想的影響尤甚。即使在機械系，教授們也主張“通才教育”，認為“同學們對于基本的功課，應該重視。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識。我們不能脫離社會來辦工程，所以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社會學等，都得知道一點”。

潘光旦本人更是這種美式教育的典范。他于1913年入清華學堂學習，9年后，來到美國東部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生物學，兩年后獲得學士學位，此后繼續在美國紐約州長島冷泉港的優生學記錄館、冷泉港的卡納奇研究院、哥倫比亞大學、馬薩諸塞州林洞鎮的海濱生物研究所等學校和機構，學習優生學、人類學和生物學。

奉行通才教育的美國大學鼓勵學生跨學科學習。潘光旦充分“享受”了這種自由，他的興趣并沒有停留在生物學等自然學科領域。人們經常看到拄著拐的潘光旦整天在圖書館里逛來逛去，什么書都看，從心理學、文學、哲學，到犯罪學、日本歷史、德國思想等等。1934年，潘光旦回國后，很快就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成為中國社會學的領軍人物之一。

事實上，蘇聯不僅沒有取消社會學，恰恰是中國取消了社會學之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學開始迅速發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了一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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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央大學已超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居亞洲第一。1952年的暑假之后，南京大學被一分為八，分配方案令師生們瞠目結舌。用茅家琦的話說，“院系調整也作為運動來搞，”讓南大“傷了元氣”。塵埃落定之后，原有37個系的南京大學，僅余13個系。這所曾經居亞洲之首的大學被徹底打碎了。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建校以來，它培育了大批優秀律師、教授、立法委員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從上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國國際法官。1946年東京審判中的中國法官，幾乎全是東吳師生。但到了1952年這個時候，東吳法學院乃至中國所有高校法學院系的命運，都在一場摧毀整個舊司法體系的行動中變得晦暗不清。

1952年10月，東吳大學法學院終于得到了自己的結局：撤銷。與此同時，中國所有高校的法學院系，幾乎都在這輪合并、撤銷狂潮后消失。到1953年，中國只剩下6所高校還有法律系。全體在職教員，除了小部分黨員外，大多被迫改業、或被發配遠地。中國法律精英們“或者成為英語教師，或者成為勞改犯”。

在中國21所教會大學中，燕京大學顯然是一面旗幟。然而，當新中國決定割斷與西方世界的聯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時，燕京大學也無可避免地處在了風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經的教會大學，那一代學人和他們追求的博雅教育傳統，早已隨風而逝。燕京大學的崛起離不開老校長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自走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國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戰爆發時，他已經為燕京積累了250萬美金的捐款。美麗的燕園，也是他從山西督軍陳樹藩手中買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尋常的社交能力，讓他僅用6萬大洋就從這位督軍手中買到了燕園，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還用來設立了獎學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學。真正使它超拔為國內一流綜合性大學的，還是司徒雷登的辦學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學擺脫狹隘的宗教范疇。只要有真才實學，司徒雷登都請來做教授。不問政治傾向，不問宗教信仰，不問學術流派。

這種自由的學術氛圍，吸引了大批知名學者。教育家陸志韋，社會學家雷潔瓊，人類學家吳文藻，考古學家容庚，神學家趙紫宸，法學家張友漁，哲學家張東蓀、馮友蘭，史學家顧頡剛、錢穆，政治學家蕭公權，文學家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陸侃如、冰心……這些中國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雖然，燕京大學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學生從未超過千人，但燕京的畢業生，卻成為中國知識界一個獨特的群體。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活躍在外交界和新聞界的人物，許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據說鄧小平第一次訪美，外交團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

在中國21所教會大學中，燕京大學顯然是一面旗幟。然而，當新中國決定割斷與西方世界的聯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時，燕京大學也無可避免地處在了風暴眼的中心。隨著一場以清除“親美、崇美、恐美”為主題的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師們知道，燕京大學絕無繼續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學期開始時，燕京大學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學，工科并入清華大學，新聞系及一些社會學科最終并入中國人民大學。燕京大學校名撤銷，改組后的北京大學遷入燕園。

與此同時，輔仁大學外文系一部分及經濟系理論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學；經濟系財經部并入新設的中央財經學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師范大學；校園成為北師大化學系。圣約翰大學財經系科并入新設的上海財經經濟學院，文學院并入復旦大學，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濟大學。醫學院和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并成了上海第二醫學院。齊魯大學各系則被南京大學、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學院、山東醫學院等學校并人……

在這場院系調整中，散布于全國各地的21所教會大學，全都落幕了。

949457130

現在又都在搞所謂的綜合大學真是莫大的諷刺！

我很呆

讓我想到。現在的媒體一天到晚關注席夫婦的穿衣著裝。席總真是大手筆啊。出國訪問。就給比人送銀子去了。
倍有面子！

kerrwang

教會大學，一個很神秘的名字，咱們有生之年是無法體會到了。

成形極限

一聲嘆息

surfacer

至少在國內，還是蘇式的好
專業對口，一出來就能上崗掙錢
即使不想搞專業，6年的本科教育，很輕易轉行，學數力的，轉行考個中國古代機械史，廣州城市地理等等研究生應該問題不大
飯都吃不飽，怎么個“決非徒為謀生而設”？
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要睡橋底了，還“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廣，而其生命亦愈大”個屁啊

馬阿貴

回復了慢慢看

鐵未銷

精英讀大學，可以通讀，慢慢讀，因為不關心工作問題；老百姓讀大學，當然要學了就能用，畢業了就能養家糊口；
所以精英辦學當然傾向于通學通讀，老百姓辦學就要現學現用，那個時代是老百姓的天下，脫離那個時代，用今人的眼光審視那個年代的辦學理念，自然哪哪兒都是錯的，只能說，從歷史中多吸取的教訓，少發出點兒抱怨吧，抱怨對當下沒有太多實際意義

lsl4510441

通才和專才之爭不應該由政府插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