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下的稅關,不過都是換了名義的搶劫,以保護本地產業為名的貿易保護主義,對內是騙局,對外是耍流氓,它本質上是反文明的。
天津的面粉運往北京,路過廊坊,有時就會遇到土匪,土匪說:此路是我開,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錢。商家打不過土匪,只好乖乖掏錢。
原本商家從天津采購的面粉是5個銅板一斤,原計劃是運到北京之后售8個銅板一斤,盈利3個銅板一斤,但是由于向土匪交了買路錢,成本變成7個銅板一斤,現在只好改變計劃,運到北京賣9個銅板一斤,盈利2個銅板一斤。
在這件事上,因為土匪的存在,天津的商家增加了成本,少賺了1個銅板,而北京的消費者則增加了付費,多付了1個銅板,買賣雙方都吃虧,只有土匪是凈賺的。
這個土匪攔路搶劫的故事,我們讀起來都義憤填膺,但是如果將天津商家換成荷蘭商船,將北京消費者換成日本顧客,將土匪換成“日本稅關”,則所有人都覺得理所當然。而在事實上,日本稅關向進入日本市場的荷蘭商品征收關稅,和土匪攔路搶劫,其實就是一回事。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各個省份流行貿易保護主義,當時也不叫“貿易保護主義”,當時叫做“地方保護主義”,打個比方說廣東產的“九江雙蒸”米酒,運到了湖南省境內,有時候會遭到湖南當局的阻撓,說我們不允許廣東的酒進入湖南的市場。
為什么?因為我讓你廣東的酒進入湖南市場,那么我們湖南的酒廠就會倒閉,酒廠倒閉了,我們酒廠的工人就會失業。所以我不讓你們廣東的酒進入我們湖南的市場,你硬要進也可以,請你交納市場準入費。
市場準入費做什么用途呢?說是用來補貼湖南酒廠失業的工人,聽起來是不是很公平?
且不論這個市場準入費最終是不是補貼了湖南酒廠的失業工人,就算它是,那么在這個故事里,仍然有湖南人受害了,誰受害了呢?喜歡喝廣東酒的湖南消費者受害了,為什么呢?因為原本廣東的酒是3塊一斤的,因為你有這個市場準入費,廣東的酒不得不賣到5塊一斤,喜歡喝廣東酒的湖南消費者,就不得不多掏了錢。
湖南當局的舉措,看似保護了湖南人,然而,這其實只是一個騙局。因為如果湖南當局不向廣東酒征收市場準入費,那么雖然湖南的酒廠倒閉了,但是湖南酒廠的失業工人可以到深圳去開出租車、打工。
我認識一個在深圳開車的湖南籍司機,他來深圳較早,開出租車賺了不少錢,在深圳買房買得早,別的不論,就他在深圳的這套房產,現在已經值一千萬,他說多虧早年湖南的酒廠倒閉了,否則就不會有他今天。呆在湖南酒廠干什么?不如來廣東打工做生意掙的更多。
這個并非特例,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們:各省徹底拆除貿易壁壘,實行徹底的自由貿易,從長遠來講,事實上無論哪一個省,最終都變得越來越富。為什么?因為障礙拆除了,市場將所有的資本、人力等資源,都配置到了它們能發揮最大效用的地方。
這個道理,放在國與國之間來說,其實是一樣的。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說當年限制廣東酒進入湖南市場的那些官員,其實就是騙子,而所謂的貿易保護主義,其實就是一場騙局,所謂糖衣毒藥,說的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將這個故事里的廣東酒換成中國產品,湖南的消費者換成美國顧客,將湖南當局換成美國海關,故事其實還是一回事:美國海關以保護美國企業的名義,向中國產品征收高關稅,這種政策只是在表面上暫時保護了一部分的美國廠商,但是它同時不但損害了喜歡中國產品的美國消費者,而且從長遠來,它損害了整個人類社會(包括美國)的經濟繁榮。
從古代攔路搶劫的土匪,到禁止廣東米酒進入湖南市場的官員,再到向中國商品實施高關稅的美國海關,這三類人的制服,先后換了三個模樣,但是究其本質,他們的實質角色其實始終未變。
這些人,其實都是土匪。在有識之士的眼里,美國海關光鮮的制服,掩蓋不住他們的土匪本質。不但美國海關,還有英國海關,澳大利亞海關,法國海關……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稅關,其實說到底,他們和文章開頭談到的古代土匪,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
注意,本文并不是專門罵美國海關,把“美國”二字換成世上任何國家的名字,這個道理都是一樣的。天下的稅關(海關),本質都是匪,他們是自由貿易的路障,他們是人類社會共同繁榮的絆腳石。
天下根本沒有什么“國際貿易”,只有人與人之間的貿易。
能認識到這一點,您算是踏進了自由市場思想的大門。
歷史回顧:
1. 公元1929年,美國爆發經濟危機,為了保護美國廠商和國內就業,美國大幅提高日本貨的關稅;
2. 日本貨物陷入滯銷,經濟一落千丈,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鯨吞東三省,推倒了太平洋戰爭的多米諾骨牌。
這個世上,歸根結底只有兩件事,一是貿易,二是搶劫。沒有了貿易,自然就是盜匪的天下。太陽底下,不會有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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