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被抓后，華為的聲明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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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造得出“兩彈一星”，造不出芯片？

    如果說中國的芯片產業在前30年里做到了獨立自主，但嚴重缺乏產業化和持續更新“造血”的能力，那么在接下來的30年里，中國又進入了以市場化和運動式集中攻關井行、換取技術進步和產業跨越的階段。

    至少兩代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付出了高昂的學費，試圖換來理想中“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技術發展道路。

    1.中國芯片的“531戰略”

    1980年，坐落在大湖邊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迎來了一批西裝革履、行事有板有眼的日本工程師。國門初開，這批日本人引來廠里不少好奇又略帶懷疑的目光。很快，廠里貼出告示，宣布從日本東芝公司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5微米全套生產線。

    江南無線電器材廠又叫“742廠”，1960年成立時只是江蘇無錫一家身處小巷的地方國營小廠，以生產二極管為主；后經幾次劃轉、合井，承擔起新型半導體工藝設備的研究和生產任務，此時隸屬于四機部（電子工業部）。

    多年以后，無錫仍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布局中的一個重要基地，這與742廠時期打下的底子不無關系。

    與東芝公司的這次合作，是我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短短起幾年時間，廠里的芯片產量達到3000萬塊，一度蜚聲國內的名牌電視機一一熊貓、金星、孔值——心臟部位統統裝有這家工廠的產品；

    甚至有人統計，從這條生產線上出來的芯片用在了40%的國產電視機、音響和電源上。742廠也一躍成為當時我國產能最大、工序最全、首家具有現代工業大生產特點的集成電路生產廠。

    742廠的技術引進是成功的，但總體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的芯片產業出現了重復引進和過于分散的問題。

    一份當時遞交給中央的報告稱，全國有33個單位不同程度地引進了各種集成電路生產線設備，累計投資13億元左右，最后建成投入使用的只有少數幾條線，多數引進線沒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回過頭來看，出現這種情況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國家縮減了對電子工業的直接投入，希望廣大電子廠能夠到市場上自己尋找出路。為了在短期內獲得效益，大量工廠購買國外的技術和生產線，自主研發的電子工業思路逐漸被購買引進所替代。

    這也是中興創始人侯為貴在1980年被派往美國考察生產線、1985年又到深圳創辦中興半導體公司的原因。

    對于市場化（或者用當時的話來說，借助經濟責任制）能否幫助解決中國芯片技術落后的問題，大家心里都沒有底。1981年10月，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實現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這樣強調：“要摸著石頭過河，水深水淺還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一步，兩只腳搞得平衡一些，走錯了收回來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

    在改革開放仍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探素”是出現在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一個高頻詞。

    1982年10月，國務院為了加強對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行業的領導，成立了以時任副總理萬里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后來有個計算機領導小組，組長李鐵映）制定中國芯片發展規劃，提出“六五”（1981－1985年）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一年后，針對當時多頭引進、重復布點的情況，領導小組提出“治散治亂”，集成電路要“建立南北兩個基地和一個點”的發展戰略。南方基地主要指上海、江蘇和浙江，北方基地主要指北京、天津和沈陽；“一個點”指西安，主要為航天配套。

    經過幾年的觀察和醞釀之后，改革開放以來發展中國“芯”的第一個重大戰略正式提出。

    1986年，電子工業部在廈門召開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1986—1990年）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的“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以742廠為基點的5微米技術，同時開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

    在1986年提出“531發展戰略，有一個背景：在這一年，我國集成電路產量出現急劇下滑。按照既定戰略，國家將集中資金建設二三個骨干大廠、扶持一批十個左右中型企業、允許存在一批各有特色的一ニ十個小廠。

    一時之間，全國各地芯片產業鏈的相關企業都派出考察團奔赴無錫，而742廠也響應國家戰路，向全國推廣已經掌握的5微米集成電路生產技術，免費贈送技術資料，甚至還派出工程技術人員到其他企業支援。該廠時任總經理王洪金為此專門發話：“到742廠學習，除了吃飯要錢，住宿不要錢！”

    但客觀來說，與當時國際先進技術和巨大的市場缺口相比，我國芯片無論工藝還是產品，仍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一份當年的研究報告列舉了其中幾個原因：

    1.各種整機引進是“萬國牌”＂的，整機廠要的品種，電路廠做不出來；電路廠生產的，整機廠又不要，電路廠沒有做到市場導向。

    2.在引進工作中，大量引進硬件——設備和儀器，而不注重引進軟件——技術和管理，這是引進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的教訓。

    3.科研與生產結合不緊密，廠、所內部運行機制不順暢。

    經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計劃中要建立的南北三個微電子基地，投資預計無錫6億元、上海5億元、北京4億元。由于資金沒有著落，北方基地規劃組工作一年多，寫成報告匯報后就宣布解散。上海也僅投不到5億元。

    在多種原因的作用下，原本提倡的“引進、消化、吸收、創新”八字方針沒有得到全面貫徹，導致一而再、再而三地引進。即便是先行者742廠，此后相繼從東芝和西門子引進2-3微米數字電路全線設備和技術，后來又從美國朗訊公司引進0.9微米數字電路設備和技術。

    “531”發展戰略的目標得以實現，但卻是以全部從國外引進技術的方式實現的。

    到1988年，我國的集成電路年產量終于達到1億塊。按照當時的通用標準，一個國家的集成電路年產量達到1億塊標志著開始進入工業化大生產。美國在1966年率先達到，日本隨后在1968年達到。中國從1965年造出自己的第一塊集成電路以來，經過漫長的23年，才達到了這一標準線。

    2.“908工程”的教訓

    742廠的輝煌還將延續一段時間。由于引進技術的成功，電子工業部決定從隸屬于該部的主力研究所、位于四川的24所調出500人，與724廠共同組建無錫微電子科研生產聯合體，以爭取形成自主研發能力。

    “七五”期間我國微電子產業的頭號工程——無錫微電子工程，由此拉開序幕。該工程含2-3微米大生產線，以及制版，引導線和科研中心，于1988年開工建設。

    次年，在工程建設期間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這家公司很有名），后者被譽為“中國微電子產業的黃埔軍校”，從這里“走出去”、在其他公司或政府部門擔任過主要領導、骨干的人數，據統計不下500人。



    1987年，江南無線電器材廠與電子部第24所無錫分所合并，成立無錫微電子聯合公司，即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的前身

    有了華晶的基礎，1990年8月，國家計委和電子工業部在北京聯合召開了有關領導和專家參加的座談會；中央隨即決定實施“908工程”，目標是在“八五”（1991-1995年）期間半導體技術達到1微米。

    “908工程”規劃總投資20億元，其中15億元用在無錫華晶電子，建設月產能1.2萬片的晶圓廠，由建設銀行貨款；另外5億元投給9家集成電路企業設立設計中心。

    時值美日兩國在芯片領域龍爭虎斗，韓國則一路高歌猛追，這個經過科研人員與企業家精心設計、反復論證的方案，被寄予厚望，要讓中國拉近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

    但實際結果相差基遠。“908工程”光是經費審批就花了足足2年時間，從美國朗訊引進0.9微米生產線又花了3年時間，中間經歷了數次反復論證，加上建廠的2年時間，工程從開始立項到真正投產歷時7年之久。

    待1997年建成投產時，華晶的技術水平已大大落后于國際主流技術達4-5代，月產僅800片左右，投產當年虧損2.4億元，成為“投產即落后”的經典反面案例。

    巨額投入打了水源，華晶還要為此承擔沉重的利息支出壓力。走投無路之下，從1998年2月起，華晶將部分設備租給香港上華半導體公司。上華對外籌集了2800萬美元，在引進美國的技術、中國臺灣地區的團隊后，5個月內就開始量產了。

    1999年8月，華晶和上華合作的工廠轉制為合資公司——無錫華晶上華半導體公司，上華持股51％；新公司迅速扭虧為盈，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純晶圓代工”企業。

    與華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資特許半導體，只用兩年時間建成，第三年投產，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資。

    時隔多年之后，把“908工程”放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背景中去觀察，我們會發現其實這并不是一個多么獨特的個例，相反，它就像澎湃大潮中隨處可見的一朵浪花。

    如果要反思，我們看到的是計劃經濟的運行體制已經遠遠不能適應芯片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在后者愈益商業化、國際化的背景下，“908工程”困境凸顯：研發跟不上國際先進技術的步伐，產業化程度低，產品的批量生產能力遲遲不能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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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砸鍋賣鐵”也要把芯片搞上去

    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并非一朝一タ之功。

    從“造不如買”，到準備“引進、消化、吸收、創新”，“908工程”邁出了關鍵一步。它的失敗，也讓中國芯片從業人員在挫折中汲取了教訓和經驗。這些經驗將在后續的中國“芯”特大工程——“909工程”中起到寶貴的作用。

    1995年12月11日，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正（北大機械類專業畢業）在湖北武漢，準備第二天前往三峽工程考察。當晚，他突然接到國務院辦公廳的電話，通知他隔天在北京出席總理辦公會議。

    事后，胡啟立回憶說，當時國家領導人參觀了三星集成電路生產線，發出“觸目驚心”的四字感慨。雖經屢次沖擊，中國的芯片產業仍大大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黨和國家領導人迫切希望提升我國集成電路水平，領導同志甚至發出了“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把半導體產業搞上去”的指示。

    在這次總理辦公會議上，確定了中國電子工業有史以來投資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一個國家項目——“909工程”：投資100億元，建設一條8英寸晶圓、從0.5微米工藝技術起步的集成電路生產線。



    1.“909工程”拿到“特殊政策”

    當時的情況確實觸目驚心。從產業規模看，1994年我國大陸集成電路的產量和銷售額分別只占世界市場份額的0.3％和0.2％，在大陸市場的占有率不足15％，只相當于我國臺灣地區臺積電一家公司的1/3。

    從技術水平上看，當時我國大陸的生產水平仍然停留在4～5英寸晶圓、2～3微米工藝技術的檔次，在技術上落后于美國、日本等國15年左右，相差3個發展階段。

    政府主管部門判斷，芯片產業發展滯后已嚴重影響信息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在各類電子產品中，集成電路85％以上依賴進口，使得當時中國的電子產品雖有自己的品牌，但只能使用外國芯片。

    比如，1990年我國已經成為世界電視機生產大國，每年可以生產上億臺電視機，但電視機所用的關鍵芯片大多依靠進口。專用芯片中的專利技術轉讓費，是導致我國許多電子產品產量雖大但利潤卻很微薄的主要原因。

    電子工業部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遞交的報告中這樣寫道：我國沒有多少能和外國公司平起平坐的進行交換、合作的關鍵性技術專利。這種狀況如不改變，我國的電子工業有永遠淪為“電子組裝加工”的危險……如果能夠抓住機遇，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將可躍上一個新臺階，從而獲得追趕世界發展步伐的機會。

    當時，“908項目”還正在進行之中，而且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在總理辦公會議上，胡啟立申述了建設項目的困難：半導體產業是更新換代最快的一個產業，產品集成度每18個月增長一倍，相應的許多設備也要升級換代。

    而我們投資和決策要層層審批，時間很長，不能適應半導體這樣快速發展的高科技產業的節奏。往往是等項目批下來，許多原來設想的情況都發生了變化，原本先進的技術已變成落后的了。

    會議最后決定，要求各部委縮短項目審批時間，簡化審批程序，徹底改變以往審批過程大于產品生命周期的做法。同時，“909項目”注冊資本40億元人民幣（1996年國務院決定由中央財政再增加撥款1億美元），由國務院和上海市財政按6：4出資撥款。中央撥付的資金專款專用，即刻到位。

    胡啟立后來在書里記錄了自己走出會議室那一刻的想法：“自古華山一條路，909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唯有如此，オ能為我國半導體產業闖出一條生路。如果‘909工程’再翻車，就會把這條路堵死，可以肯定若干年內國家很難再向半導體產業投資。電子工業部也無法向國務院和全國人民交代！”

    隨后他又寫到：“這些判斷都沒錯，但現在想來，那時我對即將遇到的風浪和危難的估計都是遠遠不足的。”

    2.風浪和危難遠超想象

    吸取了“908工程”與市場脫節的教訓，“909工程”開始了新的政策探素：以市場為導向，以不斷升級的產品線為基礎。雖然投資總額超過了建國以來所有集成電路項目投資的總和，但國家投入由國家開發投資銀行以資本金性質注入企業，成立獨立運作的股份公司，資金的使用靈活性、自主性均很高。

    圍繞“909工程”，上海虹日國際、上海華虹國際、北京華虹集成電路設計公司等相繼成立。其中，華虹NEC沒有重蹈華晶七年漫長建廠的覆撤，于1997年7月31日開工，1999年2月完工，2000年取得30.15億元的銷售額，利潤達到5.16億元。同時，其技術檔次達到0.35～0.24微米，生產的64MB和128MBSDRAM存儲器達到了當時的國際主流水準。

    不過，正如胡啟立同志的回憶，“風浪和危難”遠超過想象。

    工程開工建設了，恰逢全球半導體市場低迷時期，其他國家的半導體工廠紛紛緩建或者停工；要自力更生，卻發現已經開工建設的超凈廠房沒有預見到未來的發展，比需要的面積小了ー半；還沒有來得及為投產慶祝，就遭遇世界范圍的半導體存儲器市場價格一落千丈，剛剛上路的生產線必須轉型為代工……

    有著國家作為后盾的“909工程”，此時面臨一個關鍵問題：如何找準芯片產業的突破口。芯片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技術已經過多次迭代，大的市場早被幾家國際巨頭瓜分完畢，這些巨頭企業不僅技術成熟穩定，而且依靠極大的產量將成本攤至很低。

    是進入大市場“硬碰硬”，還是切入小市場的“空白點”？如何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和價格變化？這些對“909工程”的實操者都提出了巨大挑戰。

    后來有人打了個比方，貼切地形容了這種市場決策的難度——芯片產業猶如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如何在火車急馳中一躍而起攀入車廂，時間、角度、速度都至關重要。



    “909工程”的主要承擔企業上海華虹-NEC

    作為“909工程”的主要承擔者，華虹公司的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909工程”的成敗。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徐匡迪是“909工程”的重要支持者，他曾多次與華虹當時的董事長張文義一同參加與外商的談判，每次他都問張文義：“華虹是賺了還是虧了？”能否盈利是判斷華紅取得成功的重要標志。

    無論如何，到2005年6月，華虹完成了當初立項的所有目標。

    胡啟立后來總結了三點經驗：

    第一，真正的核心技術很難通過市場交換得來，引進不是目的，目的是發展自己，為我所用，最終實現自主創新，走自己的路。企業必須從引進之日就要制定消化吸收的具體措施和今后創新的長期戰略規劃，并積極努力加以實施。

    第二，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引進某高科技項目，往往首先想到為填補國內該領域的空白，容易導致從技術出發，忽視市場導向”。“如果與市場不合拍，即使技術水平再高，也得不到市場的回報，就會被淘汰出局”。

    第三，牢牢抓住人才這個高科技企業發展的核心，優秀人才是創新的主力和中堅。

    多年以后，張文義已經離開華虹，轉任另一家芯片制造廠商——中芯國際的董事長。根據2017年的一份數據統計，在全球芯片代工廠的市場份額排名中，臺積電穩居第一，占55.9%；中芯國際排在第五，占5.4%；而華虹排在第九，占1.4%。

    作為探索中國“芯”自主創新道路上一次難得的實踐，客觀來講，“909工程”取得的成績不僅是華虹完成了立項目標，也為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道路做了政策探索，為后來的大基金、“909工程”二次升級都積累了很多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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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世紀的曙光

    中國“芯”的漫漫征程還未停歇，新世紀，征途迎來了新的曙光。

    如果說“909工程”的投入，對20世紀的中國“芯”來說是一筆史無前例的巨額投資，那么21世紀的中國“芯”得到的重視有過之而無不及。

    成立于2014年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專為促進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而設立，外界稱之為“大基金”。基金總額最初計劃約為1200億元，最后增至1250億元，發起人包括國開金融、中國煙草、亦莊國投、中國移動、上海國盛、中國電科、紫光通信、華芯投資等實力雄厚的企業。

    這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有史以來的最大手筆，它的影響將在未來數年或數十年可逐漸顯現出來。

    在“大基金”之前，中國“芯”還有“核高基”等國家專項扶持。

    “十五”計劃（2001－2005年）初期，863信息技術領域專家組經過深入調研，設立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設計專項。專項先后確立了“國產高性能SOC芯片”“面向網絡計算機的北大眾志863CPU系統芯片及整機系統”“龍芯2號增強型處理器芯片設計”等課題，支持上海高性能集成電路設計中心、北大眾志、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等單位研發國產CPU。

    上海高性能集成電路設計中心后來做出了“申威”CPU芯片，用在我國首臺全自主可控的十億億次超級計算機“神威·太湖之光”上。后者曾蟬聯兩年世界超算冠軍，還為中國贏得了全球高性能計算應用領域的最高獎——戈登貝爾獎。



    北大眾志1999年就研制出中國第一個完全自主研發的CPU架構，《人民日報》在這年的最后一天刊文，稱這一成果是“獻給新千年的禮物”。

    龍芯的芯片后來在北斗衛星等國防軍工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成為芯片民族品牌的代表。

    在此基礎上，2006年，“核高基”重大專項正式上馬。“核高基”是“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的簡稱。當年，國務院頒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將“核高基”列為16個科技重大專項之首，與載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并列。

    根據計劃，“核高基”重大專項將持續至2020年，中央財政安排預算328億元，加上地方財政以及其他配套資金，預計總投入將超過1000億元。

    在“核高基”之前，“86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和“973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已經對IT領域的許多基礎研究給予了資金支持，但項目基本上由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承擔。

    這種情況在“核高基”重大專項上發生了改變。事實上，國家中長期規劃的16個科技重大專項，一個共同特征就是以產業化為目的，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實驗室階段。因此。“核高基”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企業牽頭主導”。而如何在高度市場化的條件下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成為“核高基”要解決的難題。

    根據2017年科技部會同工信部發布的“核高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成果顯示，經過近10年的專項實施，一批集成電路制造關鍵裝備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先后有30多種高端裝備和上百種關鍵材料產品研發成功并進入海內外市場，填補了產業鏈的空白。

   

    中、美、日芯片時間線對比

    專項技術總師、清華大學教授魏少軍當時對外表示：“我們在核心電子器件關鍵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技術水平全面提升，與國外的差距由專項啟動前的15年以上縮短到5年，一批重大產品使我國核心電子器件長期依賴進口的‘卡脖子’問題得到緩解。”


好像又被腰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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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國務院發布，成立國家級《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首任副組長，是復旦大學謝希德教授，必須強調，當時根本沒有任命正組長！

謝希德教授，當時干什么呢？每天工作任務是，打掃復旦廁所，是有數量限制的，不打掃完，不能休息！國務院也不敢說，一個字的反對文革，反對讓謝希德教授打掃廁所的話，怎么辦呢？只好請中央軍委再下命令，還是不能反對謝希德教授打掃廁所，而是和復旦大學紅衛兵商量，我另外派人，替掃廁所，行不行？復旦紅衛兵還真給中央軍委面子，同意替掃。于是，堂堂中央軍委正式命令，上海警備區每天，派十名士兵到復旦，替謝教授打掃廁所。而謝希德教授，這才騰出時間，換掉掃廁所服裝，聚攏精神，重回實驗室，從事芯片研發，領導工作

就算謝希德教授是神仙，在這種環境中，能有多大作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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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企業研發，在國家層面的投入可能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美國新興智庫“New America”的一位研究員最近撰文預言：中國在AI競賽中仍遠遠落后于美國，因為以國家為主導的模式在推動技術創新方面并沒有那么高效。
這位研究員名為Samm Sacks，是一位會說普通話的中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政策研究者，在布朗大學獲得中國文學學士學位。

Samm Sacks

她認為，中國擅長制定國家計劃，但并不擅長實施這些計劃。比如中國雄心勃勃的電動汽車計劃和半導體計劃實施了很多年，但并沒有打造出中國的特斯拉和英特爾。
因此，AI行業雖然有諸多計劃，但她并不認為能推動技術創新，理由有四：

數據。看數據不僅要看數據的數量，更要看數據的質量。中國可能數據量很大，但不少都是同質化的數據。
我認為中國在開發完全適應本國市場的產品和服務上做得非常出色，但如果算法要面向全球會怎么樣呢？這實際上是企業實際上如何使用這些數據的問題。
比如坐擁微信的騰訊公司如何利用這些數據？騰訊也因其內部的“數據孤島”問題而頭疼不已。

創業文化。中國的創業文化很濃厚，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家就只顧著盈利，不像技術實驗室的研究人員那樣，去探索嘗試那些最炫酷的新理念，而這些實驗室在核心技術研究方面遙遙領先。

人才。中國的大學正在取得巨大的進步，但要達到美國的世界級大學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仍在吸引來自全球的最優秀、最聰明的人。
舉個例子來說，騰訊最近進行了一項研究，他們研究了在頂級創業公司中的AI專家，將這些專家分為學者、從業者和工人。結果發現，與美國相比，中國擁有的AI人才占世界的13％，而美國占到了26％。
進一步觀察，比如博士：這些人可能是參與核心AI算法構建的專家，而不僅僅是那些可能領導AI項目的人，那么這個數字就變得更小。中國僅為1.9％，美國為40％以上。

AI核心技術。中國沒有制造AI優化芯片的能力，而且在短期內也不太可能獲得這樣的能力。
關于前文提到的半導體項目國家計劃，這個計劃價值高達1500億美元，但并沒有專注于AI芯片，實際上，芯片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中國無法趕上美國，也無法與Nvidia、AMD等公司競爭。
除非中國能夠出現一家能夠全球范圍內參與競爭的公司，不僅僅是因為其產品價格更便宜，而是憑借其技術優勢，能夠和谷歌、英特爾這樣的巨頭實打實地競爭，否則，無論具備多少創業精神，都不會在這個技術領域占據真正的主導地位。

另外，這位女研究員還揭傷疤：
如果去過創新區或工業園區，就會逐漸了解到這些園區是否會帶來真正的創新。很多時候，這些項目只是為有利可圖的房地產交易或其他目的提供資金。
最后她還斷言：現在的中國即將出現AI泡沫，盡管已經投入巨資，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太多回報。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7584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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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美國5G技術

    《美國突然傳來大醜聞！全世界震驚了......》的文章，此文宣稱： "AT&T公司這個5G測試速度約為24MB/秒，相比4G速度僅僅快了0.93MB/秒，但為了這0.93MB/秒，用戶一年必須多交1339美元，也就是9200元人民幣！"而"華為在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的測試速度為2.7G/秒"，並據此斷言：

    "看到上面這數據，我也更理解了，為什麼面對美國的刁難，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有底氣直言相告：沒有華為的參與，美國或無法贏得5G競賽。

    華為的這種底氣就在於：華為已經強到了近乎無可替代，誰拒絕華為，誰就近乎是自絕於5G時代！ "

    此文還宣稱："華為的實力，來自於高額研發投入和18萬員工的忘我努力下，拿下的一個接一個的技術專利。僅僅在5G領域，華為已擁有61項5G標準專利，佔比達22.93％，排名全球第一，遠超美國高通。"

    AT&T 2018年12月21日在美國12個城市推出的是商用5G服務，不是測試，這不僅在美國是頭一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頭一份。中國的商用5G網絡按照國內三大運營商的說法，要到2020年才會推出。就憑這一點，美國已經領先中國兩年。

    其次，AT&T這次推出的並不是直接給手機使用的5G無線網絡服務，而是移動熱點設備與數據服務，並且對這12個城市的"特定的企業和消費者"提供90天的免費服務，然後才會開始收費，數據服務的收費標準是70美元/月可以獲得15GB的數據，也就是每月可以下載15GB的數據。這個價格貴不貴呢？有網友在網上評論《AT&T 推出首個 5G 網絡服務，每年資費達到 5200 多人民幣》的文章是指出："現在4g家庭套餐15g流量是100刀，又是標題黨"。可見對美國人來說這個價格並不貴，與4g的費用差不多。

    第三，AT&T推出5G商用服務後，有人測試了其網速，顯示下載速度為194.88Mbps，上傳速度為17.08Mbps，延遲為77ms。這個成績本身並不算壞，但它與美國4G網絡的網速相差不大。實際上，在同一區域進行4G測試時，得到的結果與5G非常接近：下載速度為187.44Mbps，上傳速度為8.14Mbps，延遲為77ms。

    在討論網絡帶寬時，一般會用大寫的B來表示以Byte（字節）為單位，小寫的b表示以bit（位）為單位，1Byte = 8 bite。而此文先將194.88Mbps換算為24（194.88/8 = 24.36）MBps，引用華為在測試網絡的測試數據時卻只說是2.7G/秒，故意省略了單位b(bit)，將兩個數據的差距放大了8倍。

    其次，AT&T的數據是第三方在商用網絡上測出來的，不是設備廠家在測試網絡上的測試數據，此文引用的華為數據是設備廠商在測試網絡上測出的數據，而設備廠商在測試網絡上測出的網速比剛投入使用的商用網絡用戶實際網速高出十多倍很正常，因為商用網絡的建設不僅需要設備廠商的努力，還需要電信運營商的努力。以中國的4G商用網絡為例，下行速度應達到100Mbps以上，但到目前為止，國內三大運營商的4G網絡下行速度也就是10多Mbps，在人口稠密或者比較偏遠的地區甚至連這個網速都達不到，不信各位可以用你的4G手機測試一下，看看下行帶寬是多少？

    比較而言，美國4G商用網絡的網速可以達到180Mbps以上，是中國4G商用網絡網速的10多倍，如果中國2020年5G商用網絡投入使用的話，能夠達到眼下美國4G商用網絡的網速用戶就謝天謝地了。

    專利方面的問題，引用一段知情人的說法大家自己判斷吧。

    5G標準由一個複雜的體系組成，包括了基帶、控制、空口協議等等。在這個體系中，國家標準化組織、網絡運營商（比如中國移動、NTT Docomo、Verizon）、設備製造商（比如高通、愛立信、華為、三星、Intel）等參與者都貢獻了一定的標準。比如在5G新空口協議上，全球累計聲明標準專利總數高達5124項，其中，華為以1481項聲明專利排名第一，愛立信以1134項聲明專利排名第二、三星以1038項標聲明專利排名第三，體現了華為在網絡空口協議上的優勢。

    而高通則在基帶和控制上的專利優勢比較明顯，畢竟高通擁有壟斷性專利優勢的CDMA，而CDMA在5G中還是頗有影響力。總體而言，在總體5G專利擁有數量方面，高通佔據15%的專利，三星擁有13%，諾基亞也坐擁11%，愛立信擁有8%，而以華為、中興等為代表的國產廠商，合計獲得了全球5G基礎專利數量超過20%。

    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雖然高通在5G專利的數量上並不是佔據絕對優勢的地位，但在專利的質量上，不能否認，高通還是處於霸主的地位。通常意義上，5G的專利分為必要標準專利和非必要專利，高通手握的15%的專利很多都是必要標準專利，而華為等中國廠商手握的20%的專利很多都是非必要專利。兩者的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必要專利是無法繞過的，要實現組網必須要用到，而非必要專利是可以繞過的，沒有它也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建一棟大樓，鋼筋、水泥、磚頭是必要的基礎專利，而至於樓裡用什麼樣的電梯，甚至屋子裡用什麼樣的窗簾，這些就是非必要專利。

    正是由於高通在5G必要專利上的霸主地位，它非常大膽並且貪婪地制定了其5G專利費標準——完全使用高通移動網絡核心專利：單模5G手機收取手機整機售價的2.275％，多模5G手機(3G/4G/5G)收取3.25％；非完全使用高通移動網絡專利：單模5G手機收取4％，多模5G手機收取5％。這樣來算，目前國內手機廠商大部份都要交5%的"高通稅"，預計將超過30億美元。而採用它家的芯片還得要另外收錢。可以說高通制定了一套非常霸權、但別人又無可奈何的5G時代規則，連蘋果也無法對抗，預計蘋果一年繳納的"高通稅"高達20億美元

zmztx

有人對技術這樣認識，很有道理
事實上，系統（指操作系統，如windows）國產化只是一種政治學訴求，缺乏足夠的市場支撐。在正常的國際貿易環境下，每一件商品都國產化只能拖垮國力，毫無經濟學價值。
樣樣都要搞，是因為時刻都要準備著將來干一戰，在這種心態下，被圍堵也是必然的了。

zmztx

1月12日，外交部對波蘭內部安全局8日拘押一名華為波蘭公司員工作出如下回應：中方高度關注王偉晶被波蘭內部安全局拘押事，中國駐波蘭使館已第一時間約見波外交部，要求波方盡快向中方就案件情況進行領事通報，盡早安排領事探視，依法、公正、妥善處理此案，切實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安全和人道主義待遇。

1月12日消息，華為回應波蘭員工事件
華為波蘭代表處員工王偉晶因個人原因涉嫌違反波蘭法律而被逮捕調查，該事件對華為的全球聲譽造成了不良影響，依據公司勞動合同相關管理規定，華為決定立刻終止與王偉晶的雇傭關系。
華為公司一直遵守業務所在國的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合規經營，并要求所有員工遵守所在國法律法規。

任正非接受媒體采訪

當地時間1月15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深圳接受了外媒采訪。這也是自孟晚舟上月1日在加拿大被捕后，父親任正非首次發聲。
有記者問任正非，如果哪個政府要求華為拿出外國客戶或通訊相關的機密信息怎么辦。任正非表示，我會說“不”。我愛祖國愛黨，但不會做破壞世界的事情。我的政治信念和華為的業務沒有密切的關系。（有外媒表示，很多人對華為的一個擔憂是任正非在197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也曾參過軍。對此，任正非回應說，“我愛我的國家，我支持中國共產黨，但是我絕對不會做任何有害于世界的事情。”任正非還說：“我認為我個人的政治信仰與華為的業務之間沒有密切的聯系。”）
對于美國總統特朗普，任正非表示，他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他采取了能減輕企業負擔的大規模減免稅措施。但他必須要管理好企業和各個國家，促使他們樂意在美國投資，以便政府獲得足夠的稅收。華為是民企。如果有人不希望華為進入部分市場，我們可以適當減少規模。但只要我們能活下來養活員工，我們就有未來。
任正非最后表示，我強烈支持全世界采用統一的標準。在網絡安全和隱私保護方面，華為堅定不移地站在用戶一方。
自2015年4月以后，任正非沒有接受外媒的采訪。彭博對此指出，任正非的現身意味著中國尖端技術企業華為遭受到的打擊深度。
一家咨詢公司負責人向彭博指出，任正非不太喜歡接受采訪。但他這次的露面是聰明的選擇。因為華為在歐洲遭受到的威脅是實質性的。任總的表態意味著他對此事的關注程度。
http://www.slit.cn/thread-3549407-1-1.html
還是這次接受采訪的報道
任正非說，華為從未收到過任何政府要求提供不正當信息的請求。若北京當局要求華為提供客戶敏感資訊，他會回絕。
據報道，任正非正淡化華為在中美緊張關系中的角色，同時強調了與美方合作的可能性。又表示將觀望特朗普會否介入其女兒孟晚舟的案件。
任正非稱，華為只是中美貿易磨擦的芝麻。他形容，特朗普是偉大總統，敢于大規模減稅，有利商界，但要善待公司及國家，才能吸引企業在美國投資，華府才可獲取足夠稅收。（在接受采訪時，任正非談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時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他敢于大幅削減稅收，這有利于……貿易”。BBC在報道中說，特朗普考慮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該命令將正式禁止美國公司使用華為與中興的設備。對此，任正非表示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我想傳達給美國的信息是‘合作和分享成功’”。針對澳大利亞已經禁止華為向本地網絡服務商出售5G技術，以及新西蘭也阻止了一家公司與華為的交易這類事件，任正非說：“你不能與所有人合作”，“我們將把重點放到更好地服務歡迎華為的國家”。）
任正非表示，有信心華為今年收入可由去年超過1000億美元，增至1250億美元。他指出，華為不是上市公司，不用漂亮的業績報告，“如果他們不希望華為進入某些市場，我們可以縮減一點。只要我們能夠生存并養活員工，我們就有未來。”
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90115-924293

zmztx

美國《華爾街日報》16日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稱，美國檢察官正對中國華為技術公司涉嫌竊取T-Mobile US等美國商業伙伴的商業機密展開刑事調查。
此次調查有一部分是針對華為的多項民事訴訟，其中包括西雅圖一個陪審團認定華為盜用T-Mobile位于華盛頓州貝爾維尤的實驗室的機器人技術。（華為被控涉嫌竊取其美企伙伴的商業機密，其中包括T-Mobile公司用于測試智能手機的機器人設備“Tappy”背后的技術。）
        這起由T-Mobile提出的民事訴訟需要追溯到2014年，當時華為是T-Mobile的手機供應商。T-Mobile開發了一款名為“Tappy”的測試機器人，可以對其銷售的手機進行質量控制測試。
       T-Mobile在訴訟中聲稱，華為在這段合作關系中竊取了其專有技術：兩名華為員工在未被授權的情況下帶了一個人進實驗室給機器人拍照；一名華為員工試圖將“Tappy”部件偷偷帶出實驗室。該員工后來承認他拿了該部件，給出的原因是，華為的研發辦公室認為這樣做能幫助改善自己的機器人。
        訴訟還稱，由于華為嚴重違反與T-Mobile的合同，以及非法竊取商業機密，T-Mobile被迫以高昂的代價停止了華為對其的手機供應。訴訟還寫道，華為利用從T-Mobile竊取的機器人技術，非法地獲得了價值數億美元的商業優勢。
        這一控告當時就遭到華為否認。華為后來開除了行為不當的員工，但不承認這跟商業竊密有關。
        華為發言人當時回應稱，“華為的兩名員工因為急切想更好了解客戶對質量測試的需求，所以才有不當的舉動。這一點，我們承認。這兩位員工最終也因違反了公司的商業行為準則而被開除。至于其他指控，華為尊重T-Mobile上訴的權力，同時我們也會全面配合任何調查以及法庭的工作以捍衛我們的權益。”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華為在回應T-Mobile指控的文件中指出，華為并未竊取商業機密，因為“Tappy”根本不是秘密。華為方面還表示，該設備的視頻可以在YouTube上輕松找到，設備的設計和規格等詳細信息，也已在眾多專利中公布。
        后來T-Mobile便一路告，直至2017年由聯邦陪審團裁定T-Mobile勝訴，獲賠償480萬美元。

據知情人士透露，華為家用機器人的主要目的是教孩子們英語，并進行中文和英文的現場翻譯。這家中國科技巨頭在舊金山和波士頓擁有規模可觀的團隊，致力于該項目，但項目仍有可能被放棄。知情人士說，如果華為將這款機器人推向市場，其將只針對中國市場，而不大可能在美國和其他地區推出。

最近，有人在迪拜這個超級豪華大都市里面看到了華為自主研發的機器人，這個機器人的表情有些特別，然后他并且拍攝了那個喜慶的機器人，隨后發布到了社交平臺上，沒想到，這個視頻竟然會很火。

這個機器人還能直接跟人交流，人說什么它幾乎都能聽得懂，并且自主幫助人完成某項人所交代的任務。

zmztx

華為輪值董事長胡厚崑：5G啟領未來，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

演講實錄（網摘，來自華為官網）
2016年，我們構想了一個萬物互聯、萬物感知、萬物智能的未來世界。構想未來可以有無限可能，但只有行動才會讓可能到來。兩年過去了，我們一直在行動，這些構想正在變成現實。（這大概就是華為的死穴）
萬物互聯，聯得更寬
1. 連接成為平臺，而不只是管道
5G的到來，將使得無線接入網絡超越管道，成為一個泛在平臺。管道是有瓶頸的，而平臺是無限延伸的。
2. 萬物在線成為缺省能力，而不是默認離線
其次，平臺化的連接，讓在線成為一種新常態和缺省能力。當前大部分電子設備默認是離線的，并且它們彼此之間并不連接。
3. 全云化讓智能無所不及，而不是稀缺資源
4. 重新定義終端，萬物從即插即用走向即插即慧
5G將重新定義終端，我們將看到各種形態的終端涌現，這將顛覆現有的很多電子設備。
隨著技術的進步成熟，智能終端在硬件、軟件上走向結構化、標準化趨勢，連接、視覺、聽覺、觸覺、感知，以及語言和大腦能力，都將很容易地部署進智能終端，就像搭建樂高一樣簡單。
5. 好的體驗連續無斷點，而不是碎片化
https://www.huawei.com/cn/about-huawei/publications/winwin-magazine/33/ken-hu-mbbf-2018?ic_medium=hwdc&ic_source=corp_box2_keknhu

看華為的人描繪的美好畫面，作為技術人員，是張著嘴留著哈喇子。
但是如果從安全角度想，那個國家物聯網的關鍵設備一旦全部用了華為的，那么小命是不是就攥在你手里了？以現在的形勢看，說你有你就有。
華為必然為此付出代價，而能否成功也不取決于華為自己
希望華為能成功，也希望華為能走出死亡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