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開的季節也是畢業大學生為工作發愁的時候，今年更加愁苦。五位政協委員3月8日專門就大學生就業召開新聞發布會，民建中央常委蔡繼明透露，今年只有36%大學生能夠就業，形勢比較嚴峻。這些面臨失業困境的學生正是曾稱為“小皇帝”的“80后”一代。

以出生時間來界分人群的做法并不科學，但是，在中國，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群被賦予“80后”這樣一個稱謂，并且貼上許多告別傳統中國的標簽，諸如自私、叛逆等等。與二戰之后美國那些年輕詩人和作家所構成的“垮掉的一代”不同，“80后”表現為一種時代變遷為成長提供群體性格轉型現象。

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中，從不曾存在一個青年人的群體，在度過6歲之前的孩童時代之后，直到20歲行冠禮之前，是一個必須接受向成人過渡的修養階段，被要求與大人一樣行事并承擔各種力所能及的勞動。在共和國建立后直到1970年代，受制于物質的貧乏、政治社會以及擁有兄弟姐妹，中國孩子大都在困窘中生活和長大，這讓他們必須服從于家庭和集體，幾乎沒有任性和自私的可能。

但生于改革開放初期的“80后”，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擁有充足物質供應的孩子，并且作為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獨生子女”一代，因享受家庭的萬千寵愛，在童年時被稱為“小皇帝”。在沒有兄弟姐妹的環境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禮讓、分享和相互關愛的可能。

大量舶來的消費與娛樂文化隨著普及的電視、網絡工具占領了“80后”孤獨的心靈空間，塑造了背叛中國權威文化與傳統道德的性格特征，消費主義取代了節儉美德，我行我素顛覆了家長與老師的權威。“80后”拒絕概念化的標簽，只承認具有共同的成長記憶而不會有強加給的共性。“80后”與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命運是同步的，在他們陸續走向社會后，中國傳統的增長模式已到盡頭，這意味著這一代人注定要承擔中國轉型的成本，迎接他們的是巨大的生存壓力。

讓當初剛步入社會的“80后”頭疼的是高企的房價，沒有父輩的分房福利，而當他們試圖積累足夠的首付款之時，房價卻上漲得更快。所以，作為一種現象，大部分 “80后”父母都會拿出積蓄為孩子支付房款。這將帶來一些潛在的社會問題，那些在異鄉工作的年輕人，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未來不僅需要贍養四個老人，將父母遷居身邊也會加速這些城市的老齡化程度，上海正在出現這一趨勢。

現在，“80后”正面臨就業困境。那些已經就業的“80后”遭受失業的危險比前輩更大，因為相比缺乏經驗和權力。事實上，即使沒有全球性的危機，中國經濟也會步入轉型期，這是一個減少民工就業而急需科技、創意人才的年代，但是，目前尋找工作的“80后”正在與民工搶飯碗，這是一種奇怪而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

這是因為中國科技創新或創意領域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仍然難以啟動，尤其是僵化的科研制度以及對文化產業的管制，導致可持續發展的增量就業市場低迷。然而，更加糟糕的是，脫離時代和市場的教育內容所塑造的人才并不具有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的能力，人才和制度的雙重缺位決定了中國轉型的長期壓力，“80后”將是這種壓力的主要承擔群體。令人擔憂的是，“80后” 雖然在性格特征上告別傳統，在價值觀上卻沒有得到更多素質與公民教育的現代文明的內容，從而陷入一種混亂的自由，并將之標榜為個性。不過，在去年四川的地震災難中，作為志愿者主體的“80后”讓公眾看到了希望。

美國大蕭條帶來的生存壓力曾經改變了一代孩子們的性格，他們避免沖動，崇拜金錢，更加努力并喜歡上了儲蓄。目前尚且還不知道“80后”在這場漫長的痛苦轉型的過程中能否變得堅強與進取，至少目前仍然擁有父母的寵愛而可以做“宅男”或“啃老族”。不過，公務員崗位以及國有壟斷企業的穩定和收入更加吸引 “80后”，這說明他們仍然繼承了傳統的利益取向而非“另類”。那些有背景的年輕人能夠進入公共部門或壟斷企業也可能刺激“80后”不滿或者更加崇拜權力和金錢。

無論如何，這一代在長大之后注定成為中國轉型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力量，他們能否在技術和市場方面具有更多創造性成果，他們帶著混亂的個性與價值觀涌入同樣缺乏穩定價值觀的社會之后，能否重構中國精神和信仰，都將影響中國的未來。但是，教育體系并沒有教給他們更多現代的科學知識和創造性的精神，他們徒有新新人類的外表而缺乏有力的工具，同樣，在學校沒有獲得素質教育而走上價值觀同樣塌陷的社會后，這一代人可能強化更加世俗的那一面。

這是一群曾被嫉妒的幸福的孩子，以至于遭到批判；現在，他們是遇到困難的孩子，他們的肩上，不僅承擔著就業、住房與家庭，未來獨自贍養父母，還要在一生中肩負民族轉型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