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竹筠俠 于 2020-8-3 17:32 編輯
壓垮駱駝的「反移植」
伴隨「移植」而來的是「反移植」。所謂反移植就是防止本國的先進技術被他國竊取。
西方國家的反移植主要措施是對蘇聯嚴加防范，通過技術圍堵，讓蘇聯抄襲到的盡可能是已經過時或正要過時的技術。
而蘇聯的反移植方式則是揮刀自殘，人為阻塞「軍轉民」道路，導致蘇聯的絕大多數發明無法進入國民經濟領域。科技樹上花開滿枝，卻無法在國民經濟中結出碩果。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企業里的科研人員占74%，這一數字在蘇聯只有12%。企業創新的人才要素喪失，主動性被抹殺，科研和生產嚴重脫節。很多蘇聯科學家的一生，要么窮困潦倒甚至被清算，要么流亡到西方國家，成為抨擊蘇聯模式最猛烈的一群人。
而此時大洋彼岸的美國，在DARPA（高等研究計劃局）的支持和「政商旋轉門」的助推下，大量在國家戰略計劃之外受到冷落的科研項目，卻在社會營銷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科學家紛紛「下海」，成為社會活動家和企業家。微軟、蘋果、谷歌、Space X等硅谷傳奇，都肇始于此。
此外，「反移植」也極大限制了科技成果發布和科技交流。在蘇聯，發表任何學科的論文，都必須有六個專家簽字的特別證書。任何著作出版，都必須經過專門委員會認定為「非機密」，有專門的審查委員會統一管理。
科研領域苛刻的保密制度，進一步加劇了各機構之間的自我隔絕，產學研分離，效率低下。科學院主要進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只占兩成；工業部門的研究必須依靠獨立的研究所來進行。蘇聯學者紛紛感嘆他們的知識成果物化長達10至12年。相比之下，美國平均為5年，日本為3年。
再看同時期的美國，已經催生出斯坦福和硅谷這樣的產學研綜合體范本，在科技繁榮的道路上一騎絕塵。
如果說「對手封鎖+自我封閉」是戳瞎雙眼；高度依賴技術移植滋養出的「創新惰性」就是自廢一腿；為了反移植而強行堵塞技術成果轉化通道則是揮刀自殘。
為了追求形式上的快和多，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蘇聯官僚體制奉行赤裸裸抄襲和仿制，「造不如買」的聲音甚囂塵上。舉全國之力發展的基礎科學研究被束之高閣；培養的大批優秀科技人員淪為拆機組裝、「山寨」產品的技術工人；原本已經走上自主創新道路的蘇聯自己坐上了輪椅，重回技術依賴的老路。當時在蘇聯科研機構內最流行的一句話是：
「請給我樣品，我就能造出來! 」
當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被扼竭時，驅動科技發展的引擎失速，經濟也隨之迅速滑落。
蘇聯解體已經三十余年，俄羅斯至今仍在舔舐蘇聯當年遺留的痛楚。民用工業落后的局面仍然沒有改變，當年不可一世的科技工業優勢，也隨著科學技術的飛快迭代、基礎設施的陳舊老化、前一輩人才的老去而逐漸喪失。
1991年8月，蘇聯人在巴倫支海舉行了一場名為「河馬二號」的軍事演習，在北方艦隊司令薩里尼科夫少將下令后，16枚重達數十噸的「輕舟」洲際導彈依次傾瀉而出，總耗時224秒。這是已經面臨崩潰的蘇聯人為了震懾西方宵小之輩，發出的最后一聲竭力怒吼。
這場被稱為「末日彩排」的軍事演習結束后兩周，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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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20-8-3 17: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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