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大學校長似乎都頗為搶眼。典型者如“根叔”,在今年6月華中科技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中,把4年來的國家、學校大事以及網絡熱詞等融合在一起,演講視頻在網絡上熱傳。 在“根叔”受到熱捧的同時,還有一些校長正在為突破舊的教育體制、建立更符合教學規律的大學而努力,比如,曾經擔任中科大校長達10年的朱清時。眼下,他正忙于在南方科技大學這樣一張白紙上,謀劃著“這一代大學校長的夢想”。 去年9月,深圳市政府委托國際獵頭公司歷時一年在全球海選南方科大校長。朱清時從200人中脫穎而出。 起初,朱清時并不想當這個校長。“當時投完票,所有的遴選委員都擔心我不去。”朱清時介紹。當時,電子科技大學的老校長劉盛綱給他打了一個長長的電話,告訴他:“我們這一代大學校長希望改革,條件始終都得不到滿足。現在是唯一例外,答應把所有條件都給我們。”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這不是我個人的事情,是我們這一代大學校長的共同愿望。”8月25日,在位于深圳大學城啟動校區的辦公室里,64歲的朱清時就去行政化、縮小教育者與被教育者距離等話題接受了記者專訪。 第一財經日報(一下簡稱日報):很多大學教授紛紛競聘行政崗位,而不是把主要精力花在追求學術卓越方面,你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朱清時:原因就在于大學的行政化,誰的官大,誰就有資源,誰說了算。教授有知識有真理,但沒有資源沒有話語權就起不了作用,會被埋沒。所以他們要把聲音發出去,捷徑就是當官,要有資源。 要改變學校的狀況,不必要的行政機構和人員都要進行精簡。本來一個人一句話辦的事,現在變成幾十個人折騰很多天才能辦好的事。把這些泡沫都精簡掉,剩下那些實質性的東西就很簡單了。 日報:目前不少學者指出,大學教育中,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差距越來越大,為什么會造成這種現象? 朱清時:這確實是中國高校這三十年的一個弊病。這二十多年間,大學行政機構層層設置,越壘越高。我1963年進中科大時只有六個系,后來搬遷下來(從北京到合肥)有13個系,現在25個系,7個學院。中科大還算是很精煉的,其他學校就不得了了。每個專業都變成系,每個系都變成學院,學院上面有學部,這個處那個處,這些行政機構把校長和教授隔得很遠,校長也不能越過這些部門直接去找教授,因為那樣這些部門也不高興。 校長要忙于聽各個部門匯報,也沒有時間去見教授。原來一份工作現在變成幾十份工作,原來一個人能干的事變成幾十個人的事情。原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后來被變成很多人干很復雜的事情。結果,事情就變得泡沫化了,大家都在這個泡沫的表面浮來浮去。 真正的教育不光是課程教育,而是言傳身教,尤其是做人、洞察力、想象力和興趣都要靠言傳身教。南科大就是想在若干方面恢復大學的本來面目,我們實行小規模的書院式管理,為的是讓學生和教授乃至校長經常可以在一起。 日報:你曾在中科大擔任校長10年,其間有沒有面臨擴招等方面的壓力? 朱清時:1999年擴招的時候,我也受到很大壓力,上級部門經常要求擴招,也不能不響應號召。所以,我們就擴招300人,等于是增加了20%的學生,但很快就發現教學資源很緊張,質量跟不上,就不擴招了。 這時來了第二波,即建新園區。當時很多學校擴招也遇到了我們的問題,但沒有選擇停下來,而采取了建新園區來解決。建新園區的錢都來自銀行貸款。我們當時沒有選擇這條路,是冒了巨大風險的。 我們沒有選擇建新園區基于一個很樸素的考慮,即建了新園區,老師就會兩邊跑、疲于奔命,沒有時間做科研、提高教學質量,與學生交流。我們寧愿維持教育的本來面目,堅守定位——小規模、高質量。不建新園區也夠了,也就不用銀行貸款。 質量還是學校的根本,如果大學培養出來都是中專生,那擴招還有什么意義呢?在我2008年9月卸任的時候,網上炒作一篇《朱清時校長的戰略錯誤》的文章,就是我們學校的一些反對者寫的,他們堅決反對我不擴招、不貸款。 日報:你多次提出,去行政化是大學教育改革的關鍵?在你看來,理想中的大學教育應該是什么模式? 朱清時:去行政化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上級部門不要用行政手段來干預學校,上級部門靠立法、依法治校;二是校內管理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學校里一切事情都是學術主導。學術指導,教授治校,行政人員執行。 我已經64歲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遠。現在看來,國家已經在支持,全國高校都在考慮這個事情,盡管做起來很難。我估計,做好去行政化得有一兩代人,得有一大批像南科大這樣從白紙起步辦成功的學校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