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章之前,先來做到選擇題:最好的科學思想產生自哪里?- 車庫
- 地下室
- 宿舍
- 廚房
- 擁有先進技術和高素質專業研究員的大型實驗室
聽起來是不怎么浪漫,但正確答案是 5。
美國人通常以為,對于一個杰出的發明家來說,一間車庫、一個堅固的工作臺和一個夢想足矣。從托馬斯·愛迪生到鋼鐵俠 ,我們的發明家英雄們一直被大眾視作單打獨斗的勇士,在地下室或其他破敗的棲身處狂熱地工作。
有這樣的認識是不幸的。這種發明天才只有在離群索居的昏暗工作室里才能大放異彩的神話,會切實影響這個國家對知識型企業以及對科學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程度。
科技史上的浪漫:發明天才的孤單神話看一下愛迪生。在他發明商業實用電燈泡的 14 個月里,他曾寫道: “我試驗了不下 6000 種植物,滿世界尋找最適合的燈絲材料。” 想象愛迪生獨自坐在位于新澤西州門洛帕克(Menlo Park)的工作臺前,耐心地對一種又一種纖維進行著試驗,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這場景真是令人肅然起敬。但顯然,這也是不真實的。實際上,愛迪生當時領導著世界上的首個大規模研發實驗室,一個匯集了 40 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具有高度組織性和多目的性的機構。
繼電燈泡研發成功之后,愛迪生又在新澤西州的西奧蘭治(West Orange)附近建立了一座更大的 “發明工廠”,配有復雜的研究設施,還具備生產制造能力。在頂峰時期,曾有 200 多名科學家、機械師、技術工人和其他工人在那里工作。
愛迪生成功地將自己的公眾形象打造為一個孤獨的天才。但在記者和新聞攝影機的視野之外,他實際上是一個世界級的大型實驗室的掌舵者。
愛迪生在他新澤西州的實驗室里,攝于 1901 年。(圖片:americaslibrary.gov)
另一個與現實不符的創造神話,發生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一個車庫。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在 1938 年的時候曾在那里一起工作,制造定制的電子設備。這一傳奇的合伙公司最終發展成了惠普集團(Hewlett-Packard Co.)。如今,那個車庫掛有美國《國家史跡名錄》的一塊牌匾,上面寫著 “‘硅谷’發祥地”。
當然,休利特和帕卡德兩人確實是在這個歷史性的著名車庫里,開始制造他們的第一臺商用音頻振蕩器。但是,那些振蕩器的原型卻是在斯坦福大學電子工程學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的實驗室里完成的。帕卡德后來還曾表示,許多這些早期設備都是利用一個朋友的工程實驗室的技術設備制造的,這個朋友叫查爾斯·利頓(Charles Litton),是一個工程師和企業家。所以,盡管帕洛阿爾托車庫可能是 IT 界的一個傳奇性標志,但如果當初 HP 二人無法進入最先進的工程實驗室,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惠普公司。
這些科技史上的浪漫傳聞不僅僅不準確,還可能損害科學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共扶持力度,而這對于美國未來數十年內的科技創新和全球經濟競爭力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科技解決正道:國家實驗室系統今天,美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正面臨著許多復雜的難題,這些難題會對全球的經濟和環境產生深遠的影響:
- 怎樣才能制造出成本為 5 美分/千瓦時的太陽能電池?
- 怎樣才能將汽車電池的成本降至 1 美分/英里?
- 怎樣才能經濟地捕集大氣中過量的碳,并將它們永久安全地儲存起來?
此刻我們還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我們知道 最有希望找到答案的方法——讓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員、進入世界一流的實驗室,用緊迫的任務感激發他們,讓他們組成 “夢之隊”,整合所需的專業知識,從多角度審視這些問題,創造出最聰明、最實際的解決辦法 。
在過去,在美國著名的公司實驗室中,可以看到這種任務導向的專家隊伍,例如 IBM、施樂的帕羅奧多研究中心,以及 AT&T 公司的貝爾實驗室 。這些機構的目標就是將科學發現轉化為商業化的發明和技術。
位于美國新澤西州霍姆德爾(Holmdel)的 AT&T 貝爾實驗室大樓,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許多重大創新成果均產生于此。(圖片:維基百科)
1988 年,我慕名前往貝爾實驗室工作。當時的貝爾實驗室將基礎研究作為信息技術創新的基本要素。
數十年來,貝爾實驗室吸引了一些世界頂尖的科學、計算機和數學方面的研究者,無論在科學上還是在商業上,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電荷藕合元件和激光的發明,還有在計算、衛星通訊、半導體和無線技術上的貢獻。通過讓杰出的科學家使用杰出的設備,貝爾實驗室促進了整個新興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 1995 年,AT&T 公司分離出了貝爾實驗室,導致貝爾實驗室的研究經費急劇下降,技術研究的側重領域也縮窄了很多,只局限于短期的市場商業化。在 2008 年,隨著貝爾實驗室退出基礎科學、材料物理和半導體研究,它從全世界最偉大的工業實驗室的寶座上退位。這一決定令商界基礎研究這一殘存的堡壘淪陷了。
在注重季度效益的金融世界,公司不愿意在基礎研究上投入也情有可原,因為那可能需要 10-15 年才會產生可盈利的產品和技術。但是沒有基礎研究,就不能創造出新的產品,而這些產品會孕育出新產業,創造優秀的新工作。這就使得資助基礎科學研究的責任逐漸落在了美國聯邦政府的頭上。
這是一個重任,但同樣也是國家實驗室的一個巨大的契機。它們可以利用自己特有的能力,匯聚學界與產業界的人才,解決當今時代的重大挑戰。這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需要一群高智力、高度教育的人,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職業道德,不懈地堅持下去;需要一個新式的、開放的團隊合作方式;需要大量最先進的實驗室與實驗設備;需要充足的資金來確保這些關鍵因素能夠維持數年、甚至數十年。而也許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全新的、實際的理解:多數突破性創新都是在實驗室中產生的,而不是在車庫或宿舍里。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知道每一個變革性思想都首先產自一個天才的頭腦。但是,單獨的一個發明者點燈熬油,也不及一群杰出的專家通力協作,因為在他們發開新點子時,身邊擁有最佳的開發環境,能夠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工具——超級計算機、同步加速器及其他支持當代科學發展的非凡技術。
在公眾的想象中,美國國家實驗室系統(National Lab System)的科技力量還抵不上一個發霉的車庫,但是,不能讓獨行俠發明家的神話遮蔽了現實。美國的知識型企業依賴于高素質專家的通力合作,依賴于世界頂尖的科學基礎設施和公共資金的不斷支持。
國家實驗室的科研工作會極大地加速新材料、新技術和新工藝的發現與開發,這些努力最終會為美國的經濟增長注入動力。這可能沒有那么浪漫,但是很重要、也很真實。并且,我個人認為,與任何富有傳奇色彩、在后院的棚屋中閉門造車的內向型天才相比,現實世界的研究者要有趣和迷人得多。
畢竟,如今連鋼鐵俠都需要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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