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開教育和勞動力市場——專訪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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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關于中國經濟前景的爭論再起，相關結構調整和改革建議亦層出不窮。　　“盡管近期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放緩的爭議，但我認為中國經濟仍然充滿活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北京接受《財經》專訪時，坦言他對中國經濟的樂觀態度。
　　今年68歲的赫克曼，是微觀計量經濟學的開創者，曾先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任教。由于對分析選擇性抽樣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發展和貢獻，他與丹尼爾·麥克法登分享了200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世界上許多經濟學家一樣，赫克曼也將關注的目光更多投向中國，并在特定領域進行專題研究。
　　早在2003年，赫克曼就提出“中國人力資本投資偏低”的觀點。之后，他開始研究中國的人力資本以及教育改革領域，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一個國家經濟能否可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要素，人力資本也是中國財富狀況的最終決定因素。”
　　通過研究他發現，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勞動力市場和教育政策引發了整個國家的投資組合扭曲，更多的資金投向了物質資本而不是人力資本。今天，沒有人否認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但這一切并非沒有代價，高投入、高積累、高消耗的粗放發展模式已近極限。
　　在赫克曼看來，雖然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仍然巨大，但中國需要改革教育市場，對所有形式的資本開放；同時中國應放開勞動力市場，讓私人激勵發揮作用。
　　“如果中國能夠提高國民的受教育程度，讓他們掌握21世紀的新科技，中國的潛力就能實現。”赫克曼說。
　　物質和人力資本投資須適當
　　《財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要依靠物質投資維持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在你看來，這種增長方式是否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已經接近極限？
　　赫克曼：中國經濟仍然充滿活力。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原因很多，不僅僅是靠投資，還有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科技發展。
　　我不知道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否接近極限。中國的情況很復雜，比如面臨家庭結構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變化，等等。
　　但是，我認為中國教育結構需要做一些調整，提高教學質量和職業教育，以使勞動者的技能與科技發展相適應。因為在中國在發展更復雜精密的科學技術的同時，必然需要更多的專業技能，而中國所需的這些技能的概念還有待擴展。
　　《財經》：提高教學質量和職業教育，也就意味著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從國際比較的視角來看，中國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與發達國家有哪些差距？
　　赫克曼：在過去幾十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和教育政策導致了整個國家的投資組合扭曲，更多資金投向了物質資本而不是人力資本。
　　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對人進行投資的比例遠遠低于各國平均數，中國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是很明顯的。
　　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各級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3％，而在實物上的投資卻大約占到GDP的30％。在美國這些指標分別是5.4％和17％，在韓國分別是3.7％和30％。到2002年，中國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3％，但實物投資占GDP的比重則上升到45％。
　　十年過去了，情況逐漸好轉，某些方面的差距已經得到改善。比如中國削減了中小學學費，大幅擴大教育產業，大力提高科學技術。政府對人力資本投資的絕對量在上升，教育領域大量投資的回報也是巨大的。
　　《財經》：或許你已經注意到，中國政府宣布要將教育支出提高到占GDP的比重4％，這是否適應經濟增長的要求？應根據什么樣的標準來判斷教育投資是否充足？
　　赫克曼：我會用投資回報率作為判斷標準。公司或教育投資的收益計算方式就是投資回報率。在中國很少有人這么做。
　　不過如果有人計算過，就能看到中國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是很高的。這應該是衡量任何政府支出的指導標準。你如果想衡量對于一個活動的投資是否高于另一個，你應該總是考慮到社會效率，以使投資回報最大化。
　　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必須有適當的比例，正如低成本的勞動力必須要有高素質的人員配比一樣，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優化經濟生產。
　　人力資本投資和物質資本投資需要平衡，過分強調其中的一方都會損失效率。如果過分強調物質資本投資而忽視人力資本投資，將使得中國不但不能最優化生產，也不能享受經濟增長中高增值的部分。
　　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必須重視人的發展問題，這樣才能給生活在這個社會里面的人們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受到教育。
　　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而且是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勞動力的技能水平很低，只是靠這些技術水平很低的人不停地生產，肯定會有問題。
　　《財經》：中國在人力資本領域還存在哪些問題？
　　赫克曼：在我看來，中國還需要提高教學質量和職業教育，可以考慮改進中等教育，培訓具有中等技能的學生，提高勞動者生產技能，發展側重就業崗位的職業培訓，以滿足公司發展的需要，促進學生就業。同時，中國也應該對以智商測驗為主的考試體系等方面做出改進。
　　中國對技能的定義可以擴展一點，可以思考一下學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要重視早期童年的角色，童年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以及農村地區的貧困可能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中國應增加對農民工子弟的教育投入，社會不平等在中國是一個嚴重問題，通過提高弱勢群體的勞動技能，則能夠改變這一狀況。
　　改革教育市場
　　《財經》：你曾撰文指出，中國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在回報率可能會達到30％－40％，比發達國家要高得多。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中國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在回報率是否在降低？
　　赫克曼：我是在十年前寫下這段話的。在這十年中，中國在學校教育的投入是巨大的，現在中國大學畢業生的數量是十年前的6倍。600萬的大學畢業生相比十年前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表現為市場回報不斷提高，這是中國教育發展的結果。
　　中國是一個處于轉型期的大國，整體仍然處于一個比較低的水平，所以有知識和技能的人接受新技術、幫助整個社會的“溢出效應”更為顯著。換句話說，就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社會總回報仍然很高。現在的教育結構已經開始優化，但中國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本。
　　《財經》：但是現在出現了新的現象，大學生和農民工的起薪差距在逐漸縮小。在某些地區大學生的工資甚至不如一個農民工的工資高。因此有人主張，既然大學畢業生得不到預期的回報，那就應該減少投資。
　　赫克曼：這是個錯誤觀點。對人力資本投入將會有巨大回報，這不應受短期波動的影響，應該從長計議。為此，政府必須為這些潛在的回報變成真正的回報創造條件。
　　關鍵的問題是，放開勞動力市場，消除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障礙，讓教育的高回報真正體現出來，讓人們愿意投資教育。
　　《財經》：提高教育投資，既可以通過政府直接投資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激勵私人部門的教育融資的辦法。你認為哪種方式更適合，為什么？
　　赫克曼：在中國，政府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整個社會教育支出的絕大部分。但是，政府絕不是教育資源的唯一途徑。雖然刺激教育投資的一個可能的方法是補貼，但是政府資源有限，而且有大量其他問題需要解決，大量補貼肯定無法持續。
　　中國應該改革教育市場，對所有形式的資本開放競爭，以便創造融資的條件，讓人們不但愿意、而且可以投資教育。
　　不管是商業領域、教育領域或者其他經濟生活的領域，壟斷行為只能導致人們要付很多錢接受服務或者機會，這樣會導致不平等的情況出現，為了消除這種壟斷，降低不平等，也應該在教育方面鼓勵私營部門進行投資，建立更多的私營性教育機構，這樣可以給大家提供更多教育機會，也使教育成本進一步降低。
　　中國已經有一些資金投資于教育領域，也有一批私營學校，但這些都需要大大加速。只要政府取消對私人部門投資教育的種種限制，多種形式的教育投資將會涌入這個高回報的領域。依靠私人部門的融資將很大程度提高人力資本形成的未來收益，而又不需要增加稅收負擔。
　　換言之，不同教育機構的公平競爭，可以幫助政府進一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效率。
　　教育的各個領域，包括大學都可以引入各種形式的資金進入競爭，從而促進教育基礎設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發展教育融資市場，使得人們不至于由于流動性約束而失去受教育的機會。
　　《財經》：中國現在有“上學貴”的問題，有些人認為這是由于“教育產業化”造成的。他們認為教育是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加大直接投資。私人部門投資教育是否必然導致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
　　赫克曼：我在中國看到，家庭的初中、高中教育支出確實非常高。這對于貧困家庭的孩子是主要的制約因素。
　　這個現象也許是應該得到改善的。我認為省級或國家政府應該進行干預，以提高弱勢群體兒童的教育水平，降低學費。
　　中國也許可以采用公眾征稅的辦法，利用經濟增長的盈余來補貼學費。愛爾蘭的學費在40年前相當高。愛爾蘭政府減少了學費，使大量高中生升入大學，愛爾蘭從中得到極大收益。總之，中國不應減少人力資本投入，特別是早期教育投入。
　　越開放越好
　　《財經》：有人認為，開放勞動力市場可能在短期增加收入的不平等，因為年輕、有能力的人受益更大。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嗎？
　　赫克曼：我認為市場越開放越好。在全國范圍內放開市場，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尋找機會，將會促進經濟發展。放開勞動力市場將會使私人的激勵發揮作用，讓個人得到他們技能所帶來的好處，將促進人們獲取技能而不需要任何政府成本。
　　允許私人的激勵起作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通過釋放私人激勵來創造人力資本，中國將創造財富，受教育的人的儲蓄將為物質資本提供資金支持，這將提高政府稅收。
　　確實，開放市場會擴大收入差距，但這種差距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可以釋放出一種信號——獲得越高技能的人能得到更高回報，因此收入差別在激勵人們提高技能上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放開人力資本市場將會給每個人創造機會，人們技能提高對社會發展并沒有害處。一個受過越多教育的勞動力能夠產生更多的對資本的回報，從而生產更多的國民財富。在長期內，隨著人口技能水平的整體提高，不平等程度將會下降。實際上，大量證據顯示，即使在短期內，開放勞動力市場和物質資本市場也能夠減少不公平，而且能促進政治的穩定。
　　不平等不是靜態的觀念，而是動態的。有些不平等是好的，它告訴人們大學畢業生可以得到高工資，小孩子會知道上大學會掙更多錢。當然，有些不平等是不好的，比如無望的狀態，一個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父母沒受過什么教育，自己沒希望上大學，也不能高中畢業。所以他的生活是早期生活條件決定的，這不是好事。
　　《財經》：你所說的這種現象，恰恰是中國教育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有調查顯示，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不斷下降，“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的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
　　赫克曼：確實，在中國不同地區資源約束對個人接受教育的影響是不同的，特別是城市和農村之間。出生地的差別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接受教育、獲取技能的機會，從而導致嚴重的地區差異。
　　因此，應該進行教育改革，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現象。不管哪個國家都應該提高教育的平等性，因為進行教育投資的終極目標就是使各個社會層級的人都能夠接受教育。
　　教育政策要體現公平原則，不能因為其出生在農村或者不發達地區而降低其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例如，目前中國是按照省份來進行大學錄取的，這就存在著不公平性。教育資源，應該在全國范圍內分配。其次，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機會。一個更加平衡的教育投資會促進經濟發展，并會減少長期的經濟發展不平衡。
　　《財經》：針對中國教育現實，你對下一步改革有何建議？
　　赫克曼：我建議中國更重視學前教育，減少以考試檢驗學校教育成果的做法，更強調人力資本的豐富概念，既重視認知技能，也重視非認知技能。
　　中國的情況很復雜，比如中國可能會因為獨生子女政策面臨一些問題，老人的贍養對年輕一代會成為巨大挑戰，因為孩子的數量減少了而面臨人口失衡。
　　像日本等發達國家一樣，老年人口過多，靠較少的年輕人口贍養。無論如何，人力資本投資是一個國家能否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要素，人力資本也是決定中國財富狀況的最終決定因素。
　　如果中國能夠提高國民的受教育程度，使他們能夠使用21世紀的新科技，中國的潛力就能實現。
　　全世界都認識到，中國經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它的發展機遇很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希望，中國在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能夠通過有效的方式，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和社會的平等性。

everfree

這個美國鬼子對天朝的事情看得很透，比好多天朝人看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