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世界最富有的國家西歐國家,人均財富也只是最貧窮國家的兩倍,這個差距相當小,大概就相當于現在瑞士和葡萄牙的差異。200年前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人均收入比例變為3:1,但現在這一比例已經變為20:1或者30:1。最富有人群和最貧窮人群之間的差距還要大得多。 有必要對這些現象進行解釋。在當代世界,不平等不僅成為經濟的特征,也很讓人們感到困惑。如果最基本的原因是富有國家擁有更好的技術,那么如果貧窮國家模仿這些技術是很容易實現快速增長的。中國就是一個例子,但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這種迅猛的趕超還是不常有的。
或許因為這個原因,經濟學家傾向于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如職能完善的法院,或者是能夠合理征稅并把資金用于建設基礎設施的政府。
但答案或許就是技術。經濟歷史學家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一直在研究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是中國或者別的國家興起的原因。艾倫拋開文化和制度原因,轉而著眼于經濟激勵。
比如說,當英國正在發展珍妮紡紗機的時候,英國的陶工們還在采用青銅器時代比較浪費的燒窯技術。與此同時,中國則在建設極為先進的燒窯體系,這種窯能讓熱空氣流通,使整個過程的能源效率實現最大化。哪一種文化更具創新性?在艾倫看來,這個問題本身就偏離了方向。兩國都在發展新技術,只是背后有著不同的經濟激勵。
在工業革命之初,英國勞動力比較昂貴,而以煤炭形式存在的能源卻比較廉價。歐洲大陸與此稍有不同,中國和印度則正好相反:勞動力比較廉價,能源較貴。由于大英貿易帝國的成功,當時英國工資水平較高。中國的發明家們想方設法節約能源,英國的發明家們則千方百計要節約勞動力,因此在英國用蒸汽動力代替人力比較劃算。
根據艾倫的計算,在1780年,即使一個法國企業家有機會學到組裝珍妮紡紗機的簡易方法,基本上也不具有生產價值。在印度,這么做絕對會虧損。但在英國,其年均回報率卻接近40%。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英國在工程領域的超凡之處:不是因為別的國家無法發明可以節約勞動力的機器,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這種需要。
這是關于工業革命發源地的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但它也為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困惑提供了答案,因為艾倫關于創新的觀點指出了一個自我強化的螺旋。高工資促使人們投資于節約勞動力的技術,這種投資意味著每一個工人都將能夠操作性能更強大的設備,使產量提高。這個過程反過來又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往往也能提高工資。于是就有了進一步創新的動力。
在艾倫看來,就當時來說,中國和印度并不是許多世紀里未能發展起制造業的農業經濟體;它們的制造業工資較低,英國高度自動化工業所帶來的競爭扼制了它們國內工業的發展。那些能夠與英國相抗衡的國家是通過積極的工業政策和保護新生工業的貿易關稅來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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